“担保”以巴冲突、称哈马斯“解放组织”：埃尔多安打什么算盘？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发展至今，有不少国家都展现了斡旋意愿。

例如中国。北京呼吁国际重视“两国方案”，外长王毅也先后与美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Faisal bin Farhan）、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土耳其外长费丹（Hakan Fidan）通话，希望促进冲突的政治解决，中方还特地派出中东事务特使翟隽访问相关国家。

俄罗斯也同样希望停火。10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需要寻求结束敌对行动的实际办法，而且是越早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重返谈判进程，这一进程本身须为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各方所接受。”俄方的停火草案也于16日在联合国进行表决，内容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实行持久、受到全面尊重的人道主义停火；谴责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和敌对行动，以及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呼吁安全释放所有人质；呼吁人道人员不受阻碍地提供和分配援助，包括食品、燃料和医疗，并为有需要的平民安全疏散创造条件。但最后草案没能获得至少9票赞成，宣告流产。

接著是10月21日匆匆过场的开罗和平峰会。峰会由埃及主办，但安理会五国（中美俄英法）领导人皆未出席，会中阿拉伯国家代表轮流谴责了以色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呼吁立即“人道主义停火”、不要忽略唯一能实现和平稳定的“两国方案”。但峰会最后并未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原因也很现实：多数阿拉伯国家不喜哈马斯，部分阿拉伯国家更已同以色列建交，与会各方自然就无法针对评论哈马斯7日袭击、承认以色列自卫权、呼吁停火等议题达成公开共识。

再来是早在10月9日就表示“准备斡旋以巴冲突”的土耳其。10月16日，土耳其外长费丹指出，土耳其正准备就以巴冲突提出“担保模式”，来缓解紧张局势、迫使以色列接受两国方案。“由于没有对以色列表明具体立场，以色列继续其行为，并没有改变其态度。该地区各国、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应重视这一点。我们甚至进一步建议，巴勒斯坦方面的担保国应来自该地区。这包括土耳其。其他国家也应成为以色列的担保人。一旦达成双方都同意的协定，担保国应承担起履行协议要求的责任。”

综上所述，土耳其可说是所有斡旋方中，唯一公开提出“如何强制推进两国方案”的国家，因为所谓“担保模式”，其实就是对以巴冲突实施“大国共管”，希望打破现在美国强烈支持以色列、伊朗支持哈马斯、其余巴勒斯坦人缺乏奥援的现况。当然，“担保模式”只是土耳其的单方提议，若没有与域内各国形成共识，基本上没有实践可能，但土耳其的做法反映了以巴问题在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方希望能借此展现的大国身分。尤其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又在25日表示，哈马斯并非恐怖组织，而是保护自己土地而战的“解放者”（liberators），这一表态远比起多数阿拉伯国家“激进”，显见土耳其欲借此事得分的对外思维。

土耳其在以巴之间的平衡政策

回顾土耳其与以色列的互动，1949年两国建交以来，以巴问题一直是搅动双方的重要因素，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1949年至1990年，土耳其虽是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穆斯林国家，却也十分担心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因此只敢与以色列进行有限的隐密联系，例如1956年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后，土耳其便宣布降低双方关系至“代办等级”，但1958年两国总理秘密会晤后，以土便开始了情报共享，土方更在1963年将两国关系回升至“使馆等级”。1967年六日战争后，土耳其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呼吁以色列撤出占领地，但土耳其并未称以色列为“侵略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所不同。

1979年，土方允许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安卡拉开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办事处，并在1980年因以色列并吞东耶路撒冷，而宣布外交两国关系降至“二等秘书级”，一直要到1991年马德里和平进程结束后，土耳其才与以色列重新进行“大使级”接触，不过同时也将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交关系提升到同一级别。

1990年代，在马德里和会、奥斯陆和平协议的以巴和解背景下，以土关系有所深化，不仅经贸互动升温，双方也确立了“叙利亚存在威胁”的共同战略目标，尤其土耳其为打击盘据叙北土南的库尔德武装，希望寻求以色列的军备支持，而双方在国防工业市场的互动，毫无疑问成了这段关系的稳定基础，两国也不避讳展现“战略伙伴”的公开立场。

但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以土的10年蜜月期就此下滑。一来，土耳其舆论强烈抨击以色列军警的暴行；二来，埃尔多安带领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在2002年11月胜选，前者在以巴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两国关系。例如2004年以色列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后，埃尔多安便公开谴责这是“恐怖行为”，并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Gaza Strip）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不过与此同时，土耳其并未停下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甚至还日渐深化。例如2005年，土耳其军方就以1.83亿美元的价格从以色列采购三套无人机（UAV）系统，以色列国防军也同意向土耳其提供监视设备，来协助土耳其侦测与伊拉克的边界安全，防止库尔德武装越境袭击。简单来说，土耳其的“实用主义”外交，在面对以色列时表现得格外明显。

而或许是为争抢巴勒斯坦议题话语权、掩护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树立区域调解人的威望，土耳其在2003年埃尔多安掌权后，开始出现激烈批评以色列、同时又积极斡旋以巴冲突、以阿冲突的外交双重奏。例如埃尔多安尽管嘴上不饶人，身体却很诚实地在2005年访问以色列，并在该年9月促成了以色列与巴基斯谈的首次官方会谈，又在2007年至2008年斡旋以色列与叙利亚的秘密谈判，尽管2006年哈马斯胜选后，加沙地带的暴力有所升级，土耳其也出现了反以示威。

2008年，以色列发起名为“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的加沙战争，冲击了土耳其的调解努力，与叙利亚的和平进程也化为乌有，暴怒的埃尔多安为此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屠杀”；2010年又发生马维马尔马拉号（MV Mavi Marmara）事件，该船有意冲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送去物资，但遭以色列国防军实弹射击，导致了10未土耳其公民死亡。事后安卡拉直接将两国关系降为“二等秘书级”，距上次降级还是30年前以色列并吞东耶路撒冷时。

但尽管如此，两国还是在此后多年间进行了各种公开与秘密的互动，并在2016年宣布恢复关系，毕竟双方都因叙利亚局势的发展而不安，尤其是2015年伊朗、俄罗斯相继介入后，该地的大国关系明显更趋复杂，不仅以色列担忧伊朗威胁逼近，土耳其也担心库尔德武装渗透，两国最终还是因安全议题而重修旧好。

土耳其调解以巴问题的障碍

基本上时至今日，以土关系都未偏离2003年埃尔多安掌权后的基调：在以巴冲突后激烈批评以色列、同时又斡旋解决冲突的相关机制。而其背后原因，当然不离对大国威望、以色列军备的双重渴望，所以也往往可以观察到，土耳其对以色列再怎么不假辞色，双方的回暖与合作终究会再现，差别只在时间长短。

例如2011年至2016年的降级期，土耳其持续呼吁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而从结果来看，以色列当然没有做到，却在期间允许土耳其前来建设加沙，例如建造新医院、清理水井、翻修清真寺、建造住房以及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等；而有趣的是，土耳其所谓“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其实相当含糊，并未言明是解除海上封锁（以色列坚决拒绝）或放宽陆路过境点的通行（以色列通常会视情势短暂放宽），看起来更像是为表态而表态。

而除了调解的“不真诚”，土耳其还有一动作会降低斡旋以巴冲突的实际收效：曾经长期庇护哈马斯干部。这一动作虽确保了安卡拉与哈马斯存在沟通渠道，却也会对土耳其斡旋以巴冲突构成一定挑战，因为哈马斯与伊朗、极端伊斯兰势力、以及同样被阿拉伯世界厌弃的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关系匪浅，基本上已直接被以色列排除在谈判对象外，阿拉伯各国也多支持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展开互动，而不会赞成与哈马斯进行太公开的交流。

此外，土耳其的积极斡旋也给埃及等国带来不安全感，认为这是安卡拉干预地区情势、进行渗透的借口，尤其埃及在2013年政变后便严厉打压穆兄会，而土耳其与哈马斯的长期关系，让埃及担忧所谓“斡旋”会演变成“外部势力扶持穆兄会”的阴谋，所以不愿呼应土耳其针对以巴问题的倡议，并且有意争抢“斡旋”的话语权。例如2017年，哈马斯与敌对的法塔赫（Fatah，巴解最大派别）就在埃及斡旋下，于开罗签署和解协议，只是双方的对立最后并未因此消除。

而或许是考量到前述两个原因，土耳其在近年驱逐了滞土的哈马斯干部，且更加聚焦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问题上，对于加沙地带反而较少著墨，明显是想强化与巴解的互动。只是从结果来看，巴解与阿拉伯国家并不十分领情，尤其2017年卡塔尔外交风暴以来，以巴问题无可避免沾上了区域博弈的色彩：在以色列与多数阿拉伯国家看来，土耳其、伊朗、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等“麻烦制造者”是一边，埃及、约旦、巴解这些“可以沟通的对象”则是另一边，土耳其为2017年圣殿山危机的发声，也被理解成“奥斯曼帝国的复辟”。

当然，近期一段时间中东上演了大和解，先是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在2021年与卡塔尔恢复了外交关系；再是埃尔多安于2022年访问沙特，以及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的同年回访；接著是2023年的沙特伊朗复交，还有本来可能发生的沙特以色列建交；就连2021年以巴冲突后转冷的以土关系，都在2022年恢复互派大使，两国领导人更举行了14年来的首次会晤。但哈马斯闪击发生后，前述关系无可避免都要受扰动。

其中，受伤最重的当然是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可能要延后几年才能重启，而哈马斯背后的伊朗阴影，也会在短时间内干扰好不容易和缓的沙伊互动；土耳其虽与袭击无关，也不可能与以色列断交，却明显在重拾过往“支持哈马斯”的姿态、更提出了“担保”以巴冲突的建议，而这些动作极易被周遭各国视作“奥斯曼帝国复辟”的迹象，最后不仅不会有国家跟进呼应，还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冷遇土耳其，只是后者或许也不介意。

从安卡拉的视角来看，其一来是想建立区域调解人形象，就跟其也曾积极表达有意斡旋俄乌冲突、甚至瓦格纳兵变一样；二来是想借巴勒斯坦议题建立自己在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权威，就跟伊朗分明不是阿拉伯国家，却也基于“革命政治”、牵制以色列的需求，而屡屡在以巴议题发声；三来，土耳其显然非常有自信，认为自己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实质互动不会因为这次“大发雷霆”而发生毁灭性变化。

说得更直接，在安卡拉看来，对巴勒斯坦议题高调发声，是利大于弊的外交动作，因为自己早就跟以色列建交，又与巴勒斯坦有段距离、不必担心被冲突波及，又相对没有极端伊斯兰的问题；而以色列的龃龉、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只要不影响各方实质互动与互赖，安卡拉其实一向不惧所谓的“公开交恶”，就像其也曾三次降级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却还是多次上演了大和解一样。

大胆出手、试探边界，甚至不怕推翻昨日的自己，大概就是土耳其的对外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