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国百年（二）：政治伊斯兰回潮　埃尔多安共鸣以巴冲突

10月29日，土耳其迎来建国百年，全国上下张灯结彩。与此同时，以巴冲突也与庆典产生了跨越地理的共鸣。

2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出席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并对现场数十万名支持者表示，“以色列已22天公开犯下战争罪行，但西方领导人甚至连呼吁以色列停火都做不到，更别说采取行动”、“我们将告诉全世界，以色列是战争罪犯。我们正在为此做准备。我们将宣布以色列为战争罪犯。”接着埃尔多安进一步重申，以色列是占领者、哈马斯（Hamas）不是恐怖组织。可想而知，以色列大为不满，并宣布从土耳其召回外交人员。

29日，埃尔多安在建国百年的全国演说中再提巴勒斯坦，“今天，土耳其共和国是在本地区和世界上‘不受保护者的保护者’，正如加齐（Ghazi，此处代指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所希望的那样。从巴尔干半岛到高加索地区，从卡拉巴赫到非洲，从土耳其斯坦到巴勒斯坦，只要有受压迫、受害、需要帮助的人，土耳其就会冲上去伸出援手。”

“今天，我们对巴勒斯坦和加沙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我们正在努力帮助加沙人民。昨天举行的巴勒斯坦大集会就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有超过150万人参加。尽管一些没有历史感、不了解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Ghazi Mustafa Kemal）斗争、不理解共和国为何成立的人可能会寻求不同的意图，但我们不仅昨天表现出了对巴勒斯坦的声援。透过这场集会，我们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保护我们的独立和未来的决心，我们已经将这种决心延伸到了我们的整个祖国。”

从上述表态可以发现，埃尔多安将巴勒斯坦议题与土耳其的百年荣光巧妙连结。而这一动作除了意在建立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话语权，毕竟土耳其并非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可说是安卡拉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最直接联系，也有提高埃尔多安威望的政治盘算。从这一视角来看，曾在建国之初备受压抑的政治伊斯兰，如今已是明显回潮。

凯末尔主义的巩固与消退

直观上来说，土耳其作为穆斯林国家，拥有伊斯兰思潮也属正常，但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特殊历史发展，却让这件事变得有些不寻常。

1920年代起，强调西化、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Kemalism）一直是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其根源，便是国父凯末尔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废除哈里发制、改奥斯曼土耳其字母（波斯-阿拉伯字母）为拉丁字母、废除伊斯兰教育与苏菲兄弟会、采用西历、提倡西式著装。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历史叙事、语言体系也被重新调整：教科书更强调土耳其的“突厥性”、淡化了伊斯兰色彩；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也被大量禁用，学校开始教授“真正的”土耳其语词汇。

可想而知，这种激进改革引发了社会对立：军队、官僚机构和城市资产阶级普遍接受凯末尔主义的西化路线：安纳托利亚农村、宗教保守派、库尔德人则拒斥改革到来，反对凯末尔主义塑造一个西化、世俗和突厥的土耳其。冲突随后引爆了大小反抗，但都被军队迅速弭平。

冷战时代，土耳其不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也开始走向多党制。其中，不满政府的库尔德人大多加入左翼政党，主张复兴伊斯兰的保守势力则在反共右翼占有一席之地；宣称要“捍卫凯末尔遗产”的军队，则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多次干政，压制了左右政党对凯末尔路线的反抗。

但1991年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认同问题再度浮现：库尔德问题上升为严重的武装冲突，伊斯兰与世俗化的斗争也日渐激烈。1995年全国大选中，伊斯兰政党福利党（Welfare Party）成为议会最大党，其党主席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导致许多媒体警告土耳其即将发生“伊斯兰革命”，最终军队再度发动政变，迫使埃尔巴坎及其政党下台。

这一事变刺激了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阵营：一派人决定坚持保守主义，一派人则决定调整路线，采取相对中庸的宗教立场，让政治伊斯兰融入主流政治。而这便是埃尔多安的崛起背景，且埃尔多安也曾因背诵“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诗歌”，而在1999年入狱4个月，对“世俗的红线”深有体会。因此2001年埃尔多安创建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时，便以“保守民主”来定调政党路线，而不是高举伊斯兰旗帜，最终正发党在2002年取得政权。

执政之初，埃尔多安面对凯末尔主义者、凶悍军方的姿态极低，并在宣布民主改革、加入欧盟是首要目标后，赢得了土耳其商界、自由派知识分子、务实中产阶级的支持，也通过了军方的“审核”。与此同时，土耳其迎来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2002年至2011年间，土耳其经济年平均成长率为7.5%，人均收入也从2001年的2,800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万美元左右，甚至超过某些欧盟成员国，埃尔多安与正发党也因此声势大涨。

而执政基础的稳固，让埃尔多安有了“做自己”的底气。2007年，埃尔多安以宪法修正案推翻禁止妇女包头巾的法律条文，又任命出身正发党的居尔（Abdullah Gül）担任总统，引来军方强烈不满。后者因此公开警告“如有必要，土耳其武装部队作为世俗主义的绝对捍卫者，将毫不犹豫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该年正发党以47%选票获得压倒性胜利，形同是打了军方一记耳光。

2011年，正发党又以近50%的选票赢得连续第三场胜利，埃尔多安也开始了对军方的整顿。该年不仅总参谋长辞职，军中更有多名将领因“密谋反对政府”而去职，埃尔多安显然是想清洗军方、进而终结军队干政的传统。多年以后，强弩之末的土军再度政变，但这次的反扑功败垂成，军队连同政府官僚整体遭遇了大清洗，土军从此再无“捍卫凯末尔遗产”的能力。

而也是在2011年的胜选演说上，埃尔多安发表了明显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言论：“萨拉热窝今天赢了，与伊斯坦布尔一样；贝鲁特今天赢了，与伊兹密尔一样；大马士革今天赢了，与安卡拉一样；拉马拉、纳布卢斯、杰宁、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也赢了，与迪亚巴克尔一样。”这一表述明确宣告了，土耳其是与巴尔干、阿拉伯世界血脉相连的伊斯兰国家，凯末尔主义的宗教禁忌已是荡然无存。

政治伊斯兰的现实效果

当然，政治伊斯兰回潮的成因复杂，埃尔多安既是要回应民众期待，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在国内政策上，凯末尔主义还是主流时，伊斯兰相关符码不是被禁、就是被建议不要公开表达；但随著埃尔多安逐渐掌权，伊斯兰教育开始复兴，清真寺的建造、扩建工程纷纷涌现，社区礼拜也受到鼓励，前述禁令已形同虚设。

而在符号和流行文化上，土耳其官方媒体也开始强调伊斯兰相关主题，TRT世界视频、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文学便相当明显；被称作“土耳其版权力游戏”的2014年历史剧《复兴：埃尔图鲁尔》（Diriliş: Ertuğrul），则是以影视手法强调了土耳其的文化根源：不只是突厥，更是穆斯林。

2020年，在埃尔多安运作下，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撤销1934年的“改圣索菲亚（Hagia Sophia）为博物馆”政令，再由埃尔多安宣布恢复圣索菲亚的清真寺地位，并在该处举办了1934年来的首场大型礼拜，即便西方国家、海内外基督徒抗议，土耳其也不为所动。

而前述种种，除了反映被凯末尔主义长期压制的集体诉求，埃尔多安还有自己的政治盘算，那便是要结合伊斯兰的悠久历史、土耳其的突厥传统、哈里发的威望、建国先贤的遗产，形塑宏大的历史叙事，凸显自己是这份荣光的继承者。例如2014年总统大选期间，埃尔多安如此向群众表述，“我们是人。我们是阿尔帕尔斯兰（Alparslan）、苏莱曼沙（Süleyman Shah）、奥斯曼一世（Osman I）的孙辈。我们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the Conqueror）、塞利姆二世（Selim II）的继承人。我们是缅怀穆斯塔法·凯末尔、门德雷斯（Menderes）、厄札尔（Özal）和埃尔巴坎的人。我们是烈士的追随者，他们用鲜血创造了传奇。”

无独有偶，2015年竞选期间，埃尔多安访问了迪亚巴克尔，是土耳其最多库尔德人聚居的城市，在当地发表演说时，埃尔多安手持库尔德语版《古兰经》，高喊“没有人敢分裂祖国”，并呼吁库尔德人支持“一个国家、一面旗帜、一个祖国和一种宗教”，也明显是要融合宗教象征与政治议程，来极大化自己的政治威望与民意基础。

而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频繁的政治伊斯兰展演，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政治表演”，埃尔多安既要通过宗教纽带来淡化民族隔阂，更是要以极具煽动性的情感修辞，动员出“崇拜埃尔多安”、“埃尔多安代表土耳其”的民族情感，甚至可以说是民粹主义。

而在对外政策上，政治伊斯兰的角色也逐渐上升。2019年，土耳其企图创建一个伊斯兰跨国组织，来挑战沙特领导的伊斯兰国家组织（OIC）。只是这一雄心虽受到巴基斯坦与马来西亚支持，却没能取得显著成果，但作为土耳其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声明，也已足够响亮。

此外，“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大胆支持了穆斯林兄弟会；在克什米尔冲突上，安卡拉向来支持巴基斯坦而非印度；在以巴冲突上，尽管土耳其与以色列存在密切的军事合作，双方也已正式建交，埃尔多安仍多次为巴勒斯坦发声，包括反对阿拉伯国家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称这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以及在这次冲突中，称哈马斯为“解放组织”、甚至在建国百年大典上强调土耳其与巴勒斯坦事业的连结。

当然，在笔者看来，埃尔多安许多高调的对外动作，都有“出口转内销”的内宣考量，而不是真要造成实质的事态变化。其背后原因，也与土耳其荣景不再有关：曾经的经济高成长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高通胀、里拉跳水的惨澹现实，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可以扭转，埃尔多安也因此不断丧失经济选民的支持，尤其是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城市中产显然对于财富的缩水愤怒不已。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的“传教表演”有一定程度是要应付前述困境，也就是要用更宏大的精神叙事、使命呼唤、英雄事迹，来呼吁民众容忍当前的经济危机、治理问题，团结支持国家。

说得更直接，早期的政治伊斯兰复兴，是以土耳其的经济高成长为基础，来突破军方与凯末尔主义的重重枷锁；如今的政治伊斯兰泛滥，除了是要争抢代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也是在经济衰退的现实下，不得不为的民粹动员、政治表演。从这个视角来看，埃尔多安在建国百年庆典上为巴勒斯坦发声，究竟更多是要动员民众投身巴勒斯坦反抗事业，还是要动员民众支持自己与正发党，真正的答案恐怕相当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