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巴冲突幸灾乐祸？　其实普京也不想“赢了乌克兰却输了中东”

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发展至今，已经进入大国外交与斡旋阶段。

首先是美国。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虽在事发之初立场强硬，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坚若磐石”，但从华盛顿的实际行动来看，美国显然不愿战火扩大，因此迅速派去了航母战斗群，目的便是恫吓哈马斯（Hamas）背后的伊朗，避免事态恶化成“以伊战争”，干扰美国撤出中东的军事进程。

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忧以色列报复过火，会让美国蒙上“支持屠杀”的阴影，所以拜登又发声表示“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重大错误，哈马斯不代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明显是要劝阻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不要对加沙地带（Gaza Strip）发动地面攻势。10月18日，拜登在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之后飞抵以色列，美国显然会继续对局势发挥影响力。

接著是欧洲各国。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强烈谴责哈马斯，同时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集会，并在法国发生多起恐袭后，宣布将在未来几周出访以色列；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则在17日飞抵以色列，是冲突之后首位访以的西方领导人，并且阐明了三大重点：“以色列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伊朗干涉，这将是严重且不可原谅的错误”、“让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其实就与美国立场相去不远。

再来是中国。北京的立场基本上就与联合国类似，在呼吁以巴重回“两国方案”的谈判后，力劝各方停火止战。中国外长王毅先是与美国的布林肯通话，接著又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Faisal bin Farhan）、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土耳其外长费丹（Hakan Fidan）各自通话，希望促进冲突的“政治解决”，中方也派遣中东事务特使翟隽出访各国。

而各方的积极行动，也让外界对一国的动向产生好奇：与美国、欧盟、联合国同为以巴问题“中东四方”（Quartet on the Middle East）的俄罗斯，究竟如何看待这次冲突？是否也会进场斡旋？

俄罗斯的复杂角色

其实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也不乏停火呼吁，例如普京（Vladimir Putin）便在10月11日表示，“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冲突扩大。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则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这一地区”、“我认为，现在需要做的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外交。需要寻求结束敌对行动的实际办法，而且是越早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重返谈判进程，这一进程本身须为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各方所接受。”

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在10月16日表决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实行持久、受到全面尊重的人道主义停火；谴责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和敌对行动，以及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呼吁安全释放所有人质；呼吁人道人员不受阻碍地提供和分配援助，包括食品、燃料和医疗，并为有需要的平民安全疏散创造条件。只是最后草案没能获得至少9票赞成，宣告流产。

但即便俄罗斯已有前述表态，仍有不少分析认为，普京其实乐见冲突的扩大与恶化，因为这一发展有助转移外界对俄乌战争的关注，也可能伴随交火烈度的提高、以色列军备需求的上升，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让俄军获得“进攻契机”。

平心而论，这一叙事有其道理，以巴冲突确实瓜分了俄乌战争的关注度，如果事件进一步上升为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美国就势必要增加在中东的军事挹注，对乌克兰的兼顾自然不如以往。但俄乌战场并非普京决策此事的唯一考量，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只要顾及乌克兰，也要衡量国家在中东的全盘利益。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力大不如前，影响力也大幅衰退，但莫斯科依旧希望经纬中东。从现实发展来看，俄罗斯在中东主要有三大目标：第一，维持在叙利亚的战略支点，以此为核心辐射在中东的影响力；第二，防止中东动荡影响中亚、高加索等前苏联空间，也就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第三，抗衡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单边主义。

而伴随上述目标的推进，俄罗斯的中东影响力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大幅上升，并且牵引出一系列区域情势的变化：原本摇摇欲坠的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在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下转危为安，导致美国与海湾国家颠覆大马士革的目标功败垂成，美国最后选择自叙利亚撤军、但保留了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沙特则视俄罗斯为区域内的有力参与者，开始调整对俄互动，2023年沙特推动与叙利亚的复交进程，便是由俄罗斯居中斡旋；土耳其有意打击叙北的库尔德武装，只能与俄罗斯相互协调；伊朗希望维持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也必须要与俄罗斯密切沟通及合作。

而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以色列同样看到了俄罗斯的存在；有趣的是，普京并未受苏联时期“援阿疏以”的政策惯性框限，而是希望能与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早在2005年，普京便历史性出访以色列，成为苏联以来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俄罗斯领导人，并称以色列是一个与俄罗斯拥有共同利益和悠久合作历史的“特殊国家”，希望双方能搁置分歧、谋求合作。

这一特点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后更加明显。直观上来说，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具有共同利益，俄方应会选择协助伊朗、共抗以色列，但莫斯科的实际操作并非如此：俄罗斯有时会默许以色列借叙利亚领空打击地面目标，例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少数叙利亚政府军的军事设施等；此外，俄罗斯同样会告知伊朗，必须约束IRGC与真主党在叙利亚南部的行动，避免进一步激怒以色列。

对俄罗斯来说，其与伊朗在叙利亚合作是真，想与以色列保持互动也是真，一来双方在反恐上存在合作空间，二来两国都有意提升彼此的经贸互动，三来以色列是俄罗斯对美沟通的重要渠道，这一点从2022年3月以色列协助斡旋俄乌战争一事，便可窥知一二。而以色列也想维系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以俄乌战争为例，自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始终不军援乌克兰、不参与对俄制裁，甚至还在部分联合国“谴俄议案”表决中投下反对票，明显与西方各国不同调。

正因如此，从区域互动的视角来看，以巴冲突的扩大虽可能利好俄军，却也会牵动俄罗斯与伊朗、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一旦冲突升级引发美国的军事介入，便可能伤及伊朗、波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多年经营，同时推升美以关系、影响莫斯科长年在特拉维夫、德黑兰之间的微妙平衡，普京未必乐见。

俄罗斯如何处理以巴问题

此外聚焦俄罗斯内部讨论，也可以观察到舆论在以巴冲突上的复杂考量。

首先，基于许多以色列移民者来自俄罗斯的历史因素，俄罗斯境内存在不少支持以色列的社群网络；而俄罗斯曾饱受车臣恐怖主义滋扰的过去，也让部分舆论惯以“穆斯林恐袭”的单一维度来理解复杂的以巴冲突，认为以色列就与俄罗斯一样，是抵抗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政治地理前线，故而会对以色列报以同情，同时对巴勒斯坦投以敌视目光。

整体来看，俄罗斯亲以社群的立场有一核心重点：反对“两国方案”等和平进程。在这些人看来，和平进程不切实际，与巴勒斯坦进行谈判根本没意义，巴勒斯坦建国更是无助俄罗斯国家利益，倒是强化与以色列的政经关系还比较实在。这一观点在俄罗斯的犹太社群颇有市场，而后者在自由派、知识界的影响力不小，导致以色列在俄罗斯常被描绘为“文明国家”的理想状态。

当然俄罗斯也有亲巴勒斯坦的舆论，其中一个阵营便是“欧亚主义”（Eurasianism）。这一意识形态对美欧为首的“西方阵营”怀抱敌意，连带也不喜欢美国扶持的以色列，并称犹太人“刻意传播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恐怖主义形象”，目的就是“要摧毁俄罗斯并破坏其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联系”。而在以巴问题上，欧亚主义者往往认为，巴勒斯坦独立斗争不只关乎人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俄罗斯实现“弥赛亚使命”的机会：通过支持巴勒斯坦独立，俄罗斯能在圣地展演东正教民族的神圣存在。

而俄罗斯共产党及其所属的媒体、文化组织，也是巴勒斯坦的传统支持者。这一现象主要还是历史的回声，毕竟“反以色列”曾是苏联的宣传重点，俄共当然承继了旧日模式，持续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略，以及诸多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行为，同时直指美国要为以巴悲剧负责。

而不论是亲以或亲巴团体，双方在俄罗斯内部都有不小声量，也各有要员在政治界、知识界、文化界、传媒界，再加上前述的俄罗斯中东布局考量，都使得莫斯科在面对以巴冲突时，会倾向采取以下立场：不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是以冻结冲突为最高目标。

首先，如果要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那么不是走向“两国方案”就是以色列彻底并吞巴勒斯坦，但前者要强制大量犹太人离开现有定居点，来让以巴边界回到1967年，如此一来不仅当今以色列政府“恕难从命”，俄罗斯内部的亲以派系派也将颇有微词；后者则谕示以色列会进一步强化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同时解除加沙地带的各种武装，显然会受国际舆论的批评，俄罗斯内部亲巴派系也不会善罢甘休，且有鉴于伊朗与哈马斯的特殊关系，德黑兰也不会坐视这一情况发生，如果最后导致伊以交火、德黑兰与特拉维夫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可能影响俄罗斯的中东布局。

因此左右权衡下，冻结冲突才是俄罗斯面对以巴问题的核心立场，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莫斯科还是会呼吁要“重返巴勒斯坦人也能接受的谈判进程”。以2020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出的“和平计划”为例，内塔尼亚胡特地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后者虽不特别反对计划，却也表示巴勒斯坦应该参与，但这其实就意味著计划破局，因为以色列不太可能归还已经占领的非法定居点，巴勒斯坦自然不会点头；只是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没有就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持续扩张，来为巴勒斯坦人讨公道，其国家机构甚至还与定居点上的犹太机构持续展开合作。

归根结柢，莫斯科的立场其实就是联合国与美国的混合体：与以色列维持实质的特殊互动，但在官方口径上呼吁双方重返谈判桌，只是所谓“重返谈判进程”并不意味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俄罗斯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俄罗斯内部的亲以社群必然发挥阻却作用，而俄罗斯作为长年奉行现实主义的大国，也不会如此天真。不过其与美国的最大差别在于，俄罗斯不会在以巴冲突爆发后高调支持以色列、提供军援，因为莫斯科并不乐见伊以矛盾的升级，而是更希望各方安于现状，以免损及自己在中东的经营，更不要说如今俄军正深陷乌克兰战场，一旦伊朗在叙面临美以联军，俄军又分身乏术，其结局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俄罗斯此次“重返谈判进程”的表态或许为虚，但“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冲突扩大”的立场应该是真。作为俄乌战争发起方，普京当然想尽早结束乌克兰战事，但作为负责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显然不想“赢了乌克兰”却“输了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