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俄｜美国霸权不会瞬间倒下：俄罗斯对中国有何意义？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俄关系的走向引发不少讨论，3月20日习近平访俄后，此一话题再被推向舆论高峰。

首先是美国，其本就担忧“中俄结盟”的地缘噩梦成真，故先是在战争爆发之初要求中国加入对俄制裁，又在战事陷入僵局后多次表态“中国应对俄施压、结束战争”，看似欢迎中方斡旋，其实是要借舆论枷锁迫使中国“劝降”俄罗斯。近期，美国更是持续炒作毫无根据的“中国军援俄罗斯”，并在习近平访俄后称“中俄正试图撼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竭力调动“中俄威胁论”，目的同样是迫使中国为求自清而与俄罗斯划清界线。

而在俄罗斯这方，其本就竭力要争取中方支持，且已多次渲染同中国达成“结盟关系”，此次更对习近平的来访展现高规格诚意与安排，两国的联合声明亦涵盖了诸多合作领域。莫斯科之所以急切，原因有二：第一，自己因为战争成了西方公敌，转向东方已非权宜之计，而是求取国家生存的必走之路；二来，中国正面临美国高强度的战略压迫，与俄罗斯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论过往矛盾如何，相互靠近是合理选择。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观察中方过去一年行动，北京明显在冲突之初取态谨慎，虽不愿加入美国发起的对俄围堵，却也有意避免与俄方的过度战略捆绑，归根结柢，还是担忧战争的负面影响。但从后续发展来看，中国更多是在等待时机、缓冲战争的舆论海啸，而非有意疏远俄罗斯。

细究此次习近平访俄背景，厌战声浪已开始在西方舆论场发酵，中国又于近期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复交，拥有“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光环，如此情境既有助此行摆脱“支持侵略”的负面标签，诱发外界对于“劝和促谈”的正面期待，也让中国更有余裕推进心之所向的战略部署：提升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层级。

美国压迫下的相互靠近

首先，虽说北京始终强调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有意避免被视作挑起新冷战、为俄罗斯所有行为背书，但无可否认，中俄如今的相互靠近，美国扮演了重要角色。

回顾中美俄大三角的发展，其成形源于美苏冷战下的博弈结构：第一，大三角中没有任一方能彻底击败另两方，也没有任一方会被彻底击败，即便过往中国长期身为最弱势方，依旧可借开发“两弹一星”、在美苏之间转换阵营，来争取国家的生存空间；第二，三方之中至少有两方，其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例如过往的美苏阵营对抗、中苏地缘交恶，今日的中美博弈、美俄决裂等。

而三方的角色也不会永远固定。在冷战时代，中国是中美苏大三角中的最弱势方，美国本是最强势方，但因先后在朝鲜与越南两大战场严重失血，故在1960年代末一度沦为次强势方，苏联则顺势成为最强势方。但随后中苏交恶将中国推向美国一侧，苏联遭遇了东西两线的战略牵制，更在1970年代末深陷阿富汗战场，国力严重内耗，先是再度成为次弱势方，又在来不及操作中苏友好下解体，导致今日的俄罗斯成为大三角中的最弱势方。

由上述过程可见，要推动大三角的动态演进，不仅最强势方、次强势方可施力，最弱势方亦有发挥空间：最强势方若将次强势方当作主要战略对手、施加压力，次强势方便会拉拢最弱势方加以应对；最弱势方若受压迫，同样会寻求最强势方或次强势方的庇护，其选择也将影响三方博弈的过程与结果。

而观察近年的中俄互动升温，大三角的运作逻辑十分明晰：身为最弱势方的俄罗斯相对大胆积极，中国则是在审时度势后，选择与俄罗斯携手，共抗作为最强势方的美国。例如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便是起于俄罗斯不甘美国的长年打压，又认为华盛顿已视北京为最大对手、战略重心移向印太，或许会对欧陆的乌克兰事务关注降低，且中国应不会对自己遭受制裁毫无反应，故而大胆动武吞并克里米亚。

危机发生后，美国与欧盟祭出了联合制裁，但不支持乌克兰动武收复克里米亚，中俄则在2014年5月签订为期30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并在2015年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联合声明，展现了初步的发展战略协作姿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普丁或蒲亭）的战略盘算并未失准，但或许正因如此，其在8年后进行了更大胆的地缘豪赌：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回顾普京的初始盘算，其逻辑应与克里米亚危机时类似，即认为乌克兰的抵抗意志相当薄弱，且北约与美国不至于军事介入，俄罗斯虽可能面临相当严重的国际制裁，但中国不会坐视不理。而从结果来看，普京的规划略有失算，因为乌克兰展现了强烈的抵抗意志，导致原本不看好的美国、北约纷纷介入，俄罗斯也只好随之升级，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动员，至今都未能结束战争；但在中俄关系的层面，普京的预期没有落空，中国虽未提供军援、也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主张，却持续深化中俄的战略协作。

据中国海关总署1月公布数据，在2022年1至12月期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价值761.22亿美元的货物，与2021年同比增长12.8%，而从俄罗斯出口至中国的货物也增长43.4%，达到1,141.49亿美元；2022年6月10日，全长1,284米的中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黑龙江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之间新国际运输通道的开通；2022年2月，中石油集团与俄石油公司签署保障中国西部炼厂供油的原油购销合约补充协议，向中国额外累计增供1亿吨原油，中俄亦签署远东天然气购销协议，俄气每年输往中国的管道天然气供应量将增加100亿立方米。

此次习近平访俄，双方更是签署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不仅在保持密切外交协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加强金融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等问题上达到共识，更一口气将中俄的经济合作重点规划到了2030年，两国的战略协作态势显然持续深化，不受战争影响。

以多极化为名的持久战

综上所述，由于彼此相互需要，中俄升温乃是时代必然。但各界更关心的，是此次升温有无终极目标？如果有，中俄的终极目标又会是什么？

对俄罗斯来说，由于苏联解体着实重创其国力，再加上战争导致其被迫走向堡垒经济，短时间内要摆脱大三角中的最弱势方处境，应该非常困难。眼下选择与中国交好，也并不是为了恢复苏联，而是希望创造当代的俄罗斯民族复兴，同时抗阻美国单极秩序的压迫，这是俄罗斯在可见未来内的终极目标。

但对中国来说，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冷战结束后，中国长年位居大三角中的次强势方，无意挑战美国身为最强势方的地位，并在2004年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对外布局，首重中美关系稳定，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合作。换言之，与过去的美苏相比，中国堪称“没有野心的次弱势方”。

然中国有一禀赋是当代俄罗斯、甚至过往苏联都无法企及的，那便是身为全球两强之一，中国惊人的经济成长、市场优势、技术突破，已大幅改写西方中心的全球发展格局，同时严重冲击持续百年的西方优越意识。1975年苏联经济巅峰时期，其GDP也只占美国的40.6%，但中国2021年的GDP已达美国的77%，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在某些科研场域的成就甚至超越美国，假以时日，中国更可能超赶美国，成为两强之中的领先者。

美国应也是首度面对经济体量与自己如此接近的次弱势方，故会祭出以围堵中国为目标的种种动作：在军事上以印太战略为核心，积极动员诸如日本、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成立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同盟（AUKUS），同时推动武装台湾；在经济场域，打造诸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排除中国的区域机制，布局半导体与供应链战场，希望降低中国的市场、产业链与技术优势；在舆论场域，从“新疆种族灭绝”到近期的“中国气球监控全球”、“中国即将军援俄罗斯”，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目的同样是干扰他国与中国的实质往来。

情势如此发展，中国已无法再做“没有野心的次弱势方”，因为围绕中国数十年的和平外部发展环境已不复存在，脱钩与冲突的风险持续上升，面对美国裹挟各方发起对华围堵、步步进逼，中国虽仍维持四个布局，却已着手调整战略侧重：提升中俄关系层级，让中国的大国关系不再被中美关系独占，同时将“南南合作”带回多边关系场域，例如赴沙特召开中阿峰会与中海峰会、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等。

换言之，中俄交好不仅有传统中美俄大三角的作用，更是中国面对时代变局，国家整体战略调整的一环。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便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如此表述，“中俄携手，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有了动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就有了保障，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前”。其中的“多极化”一词，便是中国推动中俄升温的终极目标，也就是瓦解美国单极霸权。

纵观当今国际局势，各方的终极目标都已明晰：美国希望消除中俄的强国潜力，以确保自己的单极霸权能永远持续；中俄则有意推动多极化秩序到来，因为美国霸权的瓦解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但此次博弈与冷战时代不同，过去的美苏是在世界市场分割的环境下争霸，如今的中美却是在世界市场统一、双方经济高度融合的环境下斗争，壁垒分明、战线统一的阵营对峙极难重现，斗争所涉场域也相对复杂破碎，形式也会更趋斗而不破、往持久战方向迈进。

故从现实视角来看，中国不会也不能只与俄罗斯交好，而是要视情境与战线需要，团结所有可团结对象，例如欧洲国家。正因如此，中方屡屡强调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的便是避免自己的多极化布局被中俄关系过度影响，即便两国早已是未说破的“准结盟”关系，也明显是为了对抗美国而相互靠近。

从俄乌战争纷扰到习近平访俄，中俄的战略协作态势大致底定，究其根源，或许早在北约第一次东扩、休克疗法劫掠俄罗斯、颜色革命渗入前苏联国家时，便已为今日发展埋下种子。不论未来美国如何反对，俄乌战争又将以何种形式结束，中俄关系都将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以及多极化布局的关键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