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二｜指控中国“疫苗外交”有道理吗？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5月承诺将疫苗视为“全球公共物品”，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捐赠和出售疫苗以来，有关中国趁机推进“疫苗外交”的质疑不绝于耳。除了西方媒体常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利用“疫苗外交”推进地缘政治目标以及全球影响力外，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本月亦先后点名中俄利用疫苗作为外交工具。这类指责站得住脚吗？
其实，西方的“疫苗外交”指控与此前“口罩外交”的指控存在共通之处。去年3月，疫情在中国内地受控，在全球其他国家开始蔓延。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有能力大量出口防疫物资，填补其他实行封锁的国家的产能缺口。但口罩彼时的稀缺属性注定其具有较大影响力，无论中国官方是否主观上将出口口罩作为扭转负面观感的“形象工程”，都会因其出口的巨大规模和效用，在客观上起到影响接收国家对华观感的作用，这便招来了“口罩外交”的质疑。
指控存在“倒果为因”之嫌
与当时的口罩一样，如今的疫苗也是宝贵稀缺资源，虽然中国不再是唯一的主要供货商，但在国内疫情受控、民众接种意愿相对不高的情况下，再加上产能优势，便成为疫苗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英国科学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指中国生产的疫苗约占全球33%份额，其中逾六成都用于出口。而与当初中国口罩广泛运往全球各国不同，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只接种西方药厂的疫苗，中国疫苗因此集中出口发展中国家，也相应地得到前期未订购疫苗、急切盼望接种的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西方国家普遍自身疫情严峻，因此提前抢购了大量疫苗并优先给本国公民接种，尤其是美国本土的新冠疫苗产量虽占全球27%，却未向其他任何国家供应，以色列等国家获得的美国辉瑞（Pfizer）疫苗全来自该公司在欧洲的生产基地。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只能多以投资形式向世卫疫苗分配机制COVAX做贡献，虽然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但无疑不如出口疫苗那么直接明显。
与中国一样主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俄罗斯疫苗和印度版本的牛津疫苗，前者产能不足中国，后者则因本国疫情从3月中旬起迅速反弹，近日更是新增确诊急升至每日逾6万宗，最大药厂血清研究所（SII）的每日240万剂疫苗产能被政府扣起用于加紧国内接种，导致COVAX等众多买家的货源不足。
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力暂时缺位，俄印疫苗分别具产能局限性和出口不稳定性，中国疫苗毫无疑问是他们达到疫苗接种目标的一个重要选择，也天然地具有重要影响力。而西方媒体因为中国疫苗重要性的“客观结果”，就指责中国进行“疫苗外交”，暗指中国是为扩大影响力而出口疫苗。这种思维模式是“口罩外交”的延续，同样存在“倒果为因”之嫌。
不具特定地缘政治目的
再看看西方官员或媒体对于中国“疫苗外交”指控的具体原因，我们就可以比较而知此等指控的内容是否符合中国疫苗出口的现实情况。白宫发言人普萨基3月2日指“中俄通过疫苗，与那些不像美国等国一样讲究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国家加强关系。”不过，中国已承诺向全球69个国家捐赠或出售疫苗，其中固然存在被美国视为“专制”的委内瑞拉、柬埔寨和白俄罗斯等，但智利、印尼、巴西等民主国家也是主要的买家，普萨基此言显然有所偏颇。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3月26日则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给突尼斯和塞内加尔（正好是两个法国前殖民地）提供了3万剂和20万剂新冠疫苗，“这非常好，但COVAX机制会在5月前向突尼斯提供30万剂、会在今年向塞内加尔提供100万剂疫苗，这才是团结和卫生合作应有的样子。”可是，中国同样也给COVAX捐赠了1000万剂疫苗，而且在很多时候，直接双边洽谈捐赠比庞大的COVAX机制来得更加迅速。法国的指责，似乎更多地来自前宗主国无法发挥直接影响力的不满。
在西方媒体的层面，他们大多都含糊地将做中国“疫苗外交”当做一个既定事实来描述，例如《纽约时报》2月文章《中国希望炫耀疫苗，却引火烧身》开篇就指出，“中国的新冠疫苗原本计划取得地缘政治成果，以展现该国科技能力和慷慨大方。”而至于是怎样的地缘成果，基本上很少解释。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疫苗捐赠和出口遍布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和一些东欧国家，不少国家其实不具重要的地缘意义。例如中国捐给非洲的疫苗，有流向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西部的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等、东南部的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并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点地区东非（例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又或是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地区大国，以及中国唯一的驻外军事基地吉布提。不过，尽管中国的捐赠模式不像印度最初优先给邻国捐赠疫苗那样，可以总结出一个清晰直观的地缘目标，多数媒体也出于警惕中国的思维定式，直接给中国贴上“疫苗外交”的标签。
西方不乏将疫苗当外交工具
另外，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疫苗外交”的叙事之下，往往掩盖了他们自身将疫苗当做外交工具的事实。以美国为例，墨西哥总统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3月初希望美国分享其已经囤积、但尚未批准的阿斯利康疫苗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就明确拒绝，表示会“优先让每个美国人接上疫苗。”但当美墨边境的难民问题越发成为舆论焦点时，美国就在3月18日宣布以借贷形式为墨西哥提供25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又在3月22日派遣特使前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要求两国帮忙加强阻挡难民潮。美国态度在短短半个月内大转变，很难不让外界产生这样的联想，即美国将疫苗当做外交工具，拜托墨西哥缓解边境难民危机以降低国内压力。
而对于欧盟来说，欧盟当初决心统一采购疫苗而非让各国各行其是，其目的自然是加强欧盟议价能力，但无疑也包括防止各国互相拦截的“口罩大战”重演、加强欧盟内部的团结氛围、避免成员国采购中俄疫苗从而导致内部离心。只不过，欧盟因为自身种种失误以及药厂产能不足等因素，导致疫苗接种脱轨，未能达到预期的卫生成果和政治目的，匈牙利和捷克两个“特立独行”的欧盟成员国还是转向了中俄疫苗。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Peter Szijjarto）就指出，该国因转向中俄而受到一些欧盟国家的“严重政治攻击”。由此可见，欧盟的统一采购疫苗行动显然是承载了“政治目的”。
另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日印澳四国领袖在3月12日召开线上“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之时，承诺在2022年底前向亚洲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指出，四国将通力合作，“利用印度制造、美国技术、日美的融资以及澳大利亚的物流”达到目标。由于Quad这一合作机制已越发演变为美国推进抗衡中国的印太政策工具，且其所供应的疫苗也局限于亚洲，这难道不具有路人皆知的地缘政治目的吗？
还有一些更容易被主流媒体忽略的例子，包括以色列当局在3月23日大选前，将多余的疫苗赠送给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捷克，前两国已将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后者更是在2月23日宣布在耶路撒冷新建外交办公室（正式的大使馆仍位于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后一天，就收到以色列5,000剂疫苗。由此可见，许多国家都将疫苗作为推进外交的工具，只不过随其掌握可出口疫苗资源多少而动作大小有所差别而已。
总体而言，中国大量出口疫苗，归根结底还是本国产能高、疫情管控好、国民需求低，而其他国家很难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再加之中国出于将疫苗视为“全球公共物品”的考量，在定价方面也会平衡商业利益和公益性质，中国的大规模出口疫苗注定会引发影响力外扩。西方政客和媒体也出于警惕中国影响力的心态，且在自身无法履行提供公共物品的惯有责任时，便对中国提出各色指责。而在西方国家逐渐完成了本国接种目标，开始有余力供货给其他国家、更明显地推进外交目标时，相信针对中国“疫苗外交”的质疑也会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