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战・上｜疫苗信任感是如何被塑造的？

在这个疫苗资源关乎国民健康和经济复苏的特殊时期，疫苗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言，而现今仅有少数国家具有生产及出口能力，中、美、英、俄及印度疫苗便是国际疫苗出口市场的五大支柱，前四国用于出口的疫苗为本土研发，印度则是生产英国牛津疫苗并供货至中低收入国家。
以上五国的疫苗对外流向，小至涉及产商利益，大至关乎国家形象，乃至利在十数年的长远地缘政治利益。暗流涌动之下，这无疑已是一场“疫苗战”。

多国疫苗在过去数月从临床实验走向正式面世，紧跟报道的民众相信也已对各国各品牌疫苗留下大致印象，乃至做出信任与否的判断。英国民调机构YouGov本月15日就指出，在调查17个国家的1.9万民众对不同国家疫苗的观感后，发现中国民众对本国疫苗信心程度最高，净支持比例（即支持比例减去反对比例）达到83%，其次是印度（68%），不过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对中、俄、印乃至尚未上市的新加坡和韩国疫苗持质疑态度。而墨西哥、印尼及阿联酋三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相对而言更信任西方疫苗，但也大体对中俄印疫苗持正面态度。

尽管我们不能将各国民众对不同国家疫苗的认受程度，笼统认定为是该国“宣传战”的成果，但也不能低估官方表态与各方媒体报道的个中作用。虽说疫苗效率是白纸黑字的数据，但如何呈现数据，以及呈现哪些数据，各国媒体都会受其固有立场影响，政客的相关表态也不乏政治考量，而这都是影响该国人民对各类疫苗认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潜移默化的“立场先行”

例如，中印两国对各自国产疫苗信任程度之高，归功于与本国媒体从业者的正面宣传以及民众高涨的爱国程度，这使得两国反疫苗情绪总体相当低，民众也乐见本国疫苗“出海”援助其他国家。

而欧美则对中、俄及印度疫苗持强烈负面印象，媒体报道自然是关键因素。欧美媒体多在报道英美疫苗时虽然未必如中印俄媒体一般积极推崇，却也多是谨慎乐观，少有“刻薄质疑”，但在望向中俄疫苗时，却往往将中俄相关疫苗的正面消息视为“政治宣传”，放大处理相关负面消息，以致于给读者留下失衡的印象。而印度疫苗则处于鲜少被镁光灯覆盖的角落。

以《纽约时报》近来报道中国科兴疫苗与美国强生疫苗为例，在巴西1月13日公布了科兴疫苗整体有效率在50.38%后，《纽时》发表了题为“中国疫苗令人失望的结果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挫败”。该篇文章内文未解释的是，科兴疫苗保护接种者不患上中症重症的效率达到八成，之所以“整体有效率”降至五成，是因为计算方式纳入了患者注射疫苗后仍经历轻症的案例。而在美国强生公司日前公开中重症保护率为整体66%的数据后，《纽时》则以“强生疫苗提供强力保护，但加强了关于变种的担心”为题报道。虽然从数据来看，强生对中重症的保护率不及科兴，但读者很难获得这一印象，他们大概率会留下“中国疫苗刚过监管及格线，强生疫苗效果不错”的观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以类似笔调，发表了题为“外界对中国疫苗的信心打了折扣，但有些国家还是决定推进”的文章，同样形容“中国疫苗勉强达到50%的世卫标准”而未加解释，并提出有效率低的疫苗难以建立群体免疫的忧虑。不过，对于近日公布数据的美国公司诺瓦瓦克斯（Novavax），CNN则以“诺瓦瓦克斯称其英国实验有效率为89.3%，但南非效率则有所不及”为题报道，看似客观，但通篇仅采用了南非艾滋病阴性实验组的60%有效率，并未指出在南非实验（包括艾滋病阳性患者和阴性群体）的综合效率为49.4%。

类似地，俄罗斯疫苗也受到了欧美媒体“立场先行”的较高负面曝光率，而印度疫苗则是鲜少成为媒体头条，因此欧美民众自然抱持了偏见。

这类“偏向性报道”和“选择性报导”，或许是出于英美媒体工作者潜移默化的认知，也或许是出于媒体的固有立场，但其结果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对实验数据的选取和呈现，乃至影响人们对客观事实的观感。

相较之下，在现已开始接种中国疫苗的印尼及阿联酋（YouGov民调在去年12月7日至20日进行时尚未开始），以及和中俄印皆签下订单的墨西哥，民调结果则显示其国民对中俄印疫苗持大体正面态度。其中部分原因是当地媒体更广泛清晰的报道。

例如印尼阅读量最大的《罗盘报》（Kompas）便以“巴西下调科兴疫苗有效率至50.4%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介绍了不同数据的具体意指范围。

政客表态背后的政治动机

除媒体外，各国政客的相关言论也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典型例子便是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他因不愿下禁足令，与主张严格防控的政治对手、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Joao Doria）进行激烈交锋，并连带波及了多利亚坚持购买并去机场迎接的科兴疫苗。博索纳罗因此多次嘲笑中国疫苗不可信，但在其“更信赖”的印制疫苗交付时间推迟之际，当局还是在1月17日率先批准使用科兴疫苗，博索纳罗也在1月25日改变口风感谢中方。

但他既往言论已造成影响，根据巴西民调机构Datafolha去年12月的数据，有一半受访者表示不愿接种中国疫苗，相比之下，不愿接受俄罗斯疫苗和美国疫苗的比例，分别只有36%和22%。

其他政客的表态则可会更加微妙。例如在负责生产牛津疫苗的英国阿斯利康药厂1月22日宣布大幅削减对欧盟第一季度供货，德媒马上引述政府人士，指阿斯利康疫苗对于65岁以上长者防护效果不到10%，在双方疫苗大战的背景下掀起民众对英产疫苗的怀疑。虽然该报道被德国官方辟谣，但德国专家小组在1月29日则以阿斯利康疫苗的长者实验数据不够为由，建议不对长者接种。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Jens Spahn）次日马上表示“由于阿斯利康疫苗的年龄限制，不得不重新考虑疫苗订购”，进一步加深了阿斯利康对长者功效不确定性的印象。这等表态虽看似客观陈述，但也无疑是出于对英国药厂削减供货的不满，进一步扩大英欧之间的裂痕。德国及欧盟民众此后固然会继续接种英国疫苗，但与英国的离心感想必进一步加深。

整体而言，疫苗的受认程度是厂商取得合同多少乃至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指标，但这也深受他国政客表态及媒体报道取态的影响。这既受意识形态认知潜移默化的影响，亦涵盖“宣传战”、“报导战”之因素，在形成对某国和某种类疫苗的印象时，尤其需要意识到背后的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