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石之瑜：自由民主催生新法西斯

1945年，肆虐多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告结束。

这场浩劫由多线冲突共构而成：在中国战场，战火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延烧，接著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全面炸裂；在欧洲战场，冲突起于《凡尔赛条约》后的危险时空，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译希特勒）先是领导德国在1935年恢复征兵并扩军，接著进占莱茵兰、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并在1939年闪击波兰，引爆与英法的全面战争，最后又在1941年进攻苏联，将整个欧陆彻底拖入战火；在太平洋战场，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结束孤立主义、正式参战，欧亚战场也从这一刻开始跨域合流。

最终的和平曙光，来自轴心国一方的大势已去：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政权在1943年失势，德军也因同年的库尔斯克战败而在东线失去主动；1944年，盟军成功以诺曼第登陆开辟第二战场；1945年，伴随苏军攻入柏林、希特拉自杀，欧洲战场在5月8日德国投降后宣告结束，日本也在遭遇两次原子弹、苏联的8月进攻后，于8月15日同意无条件投降，并在9月2日签署降书，标志二战以同盟国的胜利正式终结。

但战争的结束并不是冲突的终点，从朝鲜半岛到俄乌战场，战争显然没有因为1945年的联合国成立而彻底偃旗息鼓；正如苏联解体后，“历史终结”的乐观预期也没有真正实现，极化的政治对立更在近年卷土重来，尤其是向来标榜自由民主的欧美国家。以上种种，都昭示著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人类的和平共存依旧任重道远。

6月29日，“世界和平发展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世界和平发展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在上海科学馆举办，主办单位包括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日本学会、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上海欧洲学会、上海市美国学会、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之瑜受邀发表主题演讲，探讨自由民主如何为新法西斯主义推波助澜，殖民主义又何以肆虐至今。

法西斯正在回潮

石之瑜首先指出，自己今天站在这里，与众人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心中其实满是压力与焦虑，没有纪念该有的欢庆心情。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年与中国携手打赢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都在今天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倾向，而且气氛非常浓烈。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其实不论是当年的战胜国或战败国，都有大量国家出现“新法西斯主义”现象。

石之瑜说明，所谓“新法西斯主义”就是领导阶层在观察本国社会后，圈定其中一小部分人，这一小部分人可能身处国内，也可能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身处共同社群。领导人在圈定他们后，就把这群人当作打击对象，而且一定是采取不受既有制度约束的相关手段，加以压迫、甚至杀戮，“看到这些现象一点一滴发生在过去为反法西斯而跟中国站在一起打赢战争的各国中，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惊恐，有时候甚至是毛骨悚然、非常焦虑。”

“其实诸位如果研究区域国别的话，可能更熟悉这个情况，例如美国的情况就很明显，我们周边例如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现象。”石之瑜强调，过去20年的法西斯主义回潮，从一开始似乎只是一个苗头，到后来的风起云涌，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涌现，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其背后的历史制度、文化、宗教因素值得探究。

石之瑜指出，如果单纯从现象来看，法西斯主义的苗头就是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为了进行反恐战争，作为二战战胜国的欧美国家彼此联合，建立反恐联盟。而这个反恐联盟最后也有意无意的，锁定了各自境内的伊斯兰群体，将他们塑造成威胁国家本身、必须加以处理的对象。

石之瑜补充，这些欧美国家又都是自由民主制度，这个制度的厉害之处，就是政府不需要由上到下、有系统的发动攻势，而是只要从话语上、政策上释放出各种讯息，让民间团体感受到伊斯兰的威胁，他们就会自动组织起来，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学术界的研究上，锁定伊斯兰。“锁定之后，彼此就不再是平常生活中，经常密切交往的好朋友；而经常一起吃饭、出去游玩、讨论学术问题的同仁，也因为这种锁定而见面尴尬，不知道如何相处。”

石之瑜接著表示，在美国的历年大选中，2000年算是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民主党跟共和党选民的撕裂愈发明显，之后又受911反恐活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愈发积重难返；此外金融危机又促成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出现，催生了反全球化潮流，各国的经济政策都开始紧缩，更加助推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

“当然今天大家最熟悉、溯源最容易、甚至记忆犹新的，就是2010年中期以后，在欧美涌现的所谓‘身份政治’潮流。”石之瑜指出，这股潮流的锁定对象就不只有伊斯兰，而是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各有对象。例如德国法西斯团体锁定的就是土耳其移民群体，但这些人有的已在德国定居好几代，却还是被欧美这些过去的殖民宗主国，当成即兴的锁定对象，通过制度外的方式发动群众进行压迫，到了疫情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石之瑜表示，正因新法西斯主义锁定的对象，不以国家、疆域为限，所以更有一种向外干预扩张的本能，但这个本能不见得是来自于法西斯主义本身，反而更可能来自促成法西斯主义的背后根源。“可以说新法西斯主义只是一个症候群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根源。”

新法西斯主义的根源

石之瑜感叹，到今天为止，全球的政治学研究者，都还没有真正反省法西斯与自由民主制度的特殊关系。

“二战之后，大家都觉得是自由民主制度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却没有考虑到被击败的法西斯，其实就是诞生于自由民主制度，德国威玛共和不就是如此吗？但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却不仅没有警觉，甚至还觉得是法西斯的一种解药。”

石之瑜回顾，自己念书的时候也是如此，觉得唯有靠自由民主选举制度，才能解决法西斯问题。“但经过最近这1/4个世纪来看，其实恰恰相反，我现在正在写一篇文章：Fascism as the destiny of 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制度的的终点是法西斯。10月份要到柏林去提交这篇论文，挑战一下我的西方同仁。”

石之瑜指出，自由民主制度是靠选举维持。选举结束后，选输的一边不需要改变立场、不需要改变信仰，因为这就是自由主义，选民不分输赢都可以坚持自身信仰，选输了不用改变，选赢了更不用改变。结果输输赢赢、赢赢输输，人人立场愈发坚定，政党的领导就越来越可以仰赖这种核心群体，却也越来越受这种核心群体牵制，因为核心群体就是核心选票的来源；而巩固这样的群体，就巩固了选举战场的威势，于是核心选民就能充满热情地向外扩张，对中间选民造成极大的选边站队压力。

石之瑜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产生的现象就是不管选赢选输、不管是对是错，完全不用反省、不用调整，各方都坚持自己的原有立场，久而久之就看对方越来越不顺眼。这种对立再经过政治领导动员，彼此互看后就只能得出两个结论：对方如果不是十恶不赦，就是不辨是非的大笨蛋，否则怎么会跟自己态度立场差别这么大，还这么坚持己见？

“诸位如果从2016年之后的发展来看，共和党的与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其实就是这种对立模式，如果不是把对方看成十恶不赦的恶人，就是看成笨蛋，因此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冲突解方，就是不择手段压制对方。”石之瑜强调，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双方都试图把对方的“十恶不赦”提炼成简单话语，接著加以对付。

而这种看起来已经万劫不复、又无法调转的趋势，不仅是在自由民主国家发生，在前殖民宗主国身上又特别明显。

石之瑜说明，因为前殖民宗主国容易找到可以锁定的对象，那就是来自前殖民地的大量移民。至于这些国家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移民？当然是因为生产劳动力的需要，本来就会催生大量奴隶；且这些前殖民地在独立成国家后，又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进行移民，去到殖民母国学习、打工，却没有想到会成为新自由主义选举政治下、便宜又简单的被锁定对象。

石之瑜进一步指出，这些国家既是自由主义国家，又是殖民主义国家，此外，还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需要殖民地，需要奴隶，因此在二次大战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之后，这些国家似乎无所不包、充满信心地开放国界，让前殖民地的人群不断流入自己国家，作为廉价劳工。”

石之瑜表示，正是这样一群人，在今天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对象，从最基层的疫情护士，到最高层的AI工程师，只因为都是有色人种，执政者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称这些有肤色的移民抢走本地人的工作，“这完全就跟法西斯主义风格合流了，是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自由主义，而且是向外扩张的。”

从全球南方出发

石之瑜提到，自己每次跟年轻同仁私下交流，聊到这里也往往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全球蔓延的潮流下，中国的外交困境就显得格外巨大。

石之瑜表示，自己想到的第一点，就是稳定全球南方的政治经济秩序。因为全球南方大多是过去的殖民地，而他们在独立成为国家时，内部就已经被殖民宗主国用宗教、种族、语言方式切割得四分五裂，所以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下，他们只可能是分裂国家、失败国家、流氓国家。

至于要如何稳定今天全球南方的政治经济秩序，石之瑜指出首先要巩固全球南方的政权稳定，因为只要政权不稳定，所有一切其他事务就不能推行。“但是政权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里，新法西斯主义跟殖民主义前宗主国可以挑拨离间，所以我们必须要设想各种制度与资源，来巩固全球南方政治经济秩序。”

石之瑜表示，从多边的视角进行构思，就是要建立不是以规则为导向、而是以互助为原则的多边组织，且这种多边组织的第一步，就是认可作全球南方的当今政权作为国家代表，“让它不必担心会在这个组织中被干预、被检查，因为这个多边平台的目的是尊重它、认可它，让彼此产生心理的安定与信任。”

再来，通过目前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的双边伙伴关系，中国可以巩固协助各个多边平台，取得世界广大人民的信任。石之瑜指出，因为全球南方不只是单纯的国家，还包括身处新法西斯主义国家内部的、大量受剥削的中下阶层人口。

石之瑜最后总结，自己觉得中国做的最好的，就是始终坚持战略定力，凡事一点一点的积累，先立再破，也始终边立边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