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与中国・一︱超越民主与专制　石之瑜：归属与支配是关键

2024年5月31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举办石之瑜教授的新书讨论会，活动由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黄旻华教授开场、中山大学政治所荣誉退休教授廖达琪主持，并与政治学者施正锋、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兼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高彦、《风传媒》总主笔夏珍、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曾国祥进行对谈。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国际关系、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文化研究与知识人类学，不仅学术专著等身，更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带有强烈批判，且时常在两岸媒体发表时评。此次新书《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讨当今中国政体下，儒家和社会主义原则如何塑造公民与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同时期望超越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作为关心两岸思潮的媒体，《香港01》获邀前往采访，此为系列报道第一篇，全部共三篇。

意识源起

石之瑜首先表示，自己很少处理民主化相关议题，但近年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越做越感到有瓶颈。他观察到，学者普遍无法推翻或检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预设，包括无政府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而这样的预设影响许多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中国政治、中国外交论述，例如2018年中共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最长连任两届的规定，就在西方学界引发极大震撼，当然有的人也因此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个做法终于解决所有研究上的立场问题，中国证明了自己‘毕竟不是我们之一’，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邪恶存在来对待即可。”

石之瑜进一步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到最后，似乎都在找寻这种“最简单的答案”，进而建立黑白二元论述，宛如小丑与蝙蝠侠的斗争，非常不负责任，而这些年国际关系理论界虽然一再检讨反省，却碰到瓶颈，结果永远没办法真正沟通。所以自己希望能发展出一种语言，从政治学的最根本假设进行检讨，来叩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觉得，人权是一个最基本的存在？

从这个问题可以衍伸出很多连续扣问：为什么看到其他国家有人权的压迫，就会产生一种必须要介入的本能？这种本能是怎么养成的？什么样的文化、思想，养成了这种本能，而让人觉得自己的介入是理所当然的，让人觉得自己的介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所有的介入，都是制造更多的问题？

石之瑜表示，要问这些问题之前，其实就必须要去思考，为什么人们会把民主跟威权的对立看得如此理所当然？实际上在人们的实践跟所建构的理论中，都不可能把民主跟威权变成两个对立，但自由主义者就是有一种内在需要，来把民主跟威权变成是两个对立。因此《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这本书，其实是想做一个打底的工作。

石之瑜接著回溯，自己一开始批判主流学术理论时，其实是从西方去找资源，例如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批判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的批判论述，即便英语学术界的同仁不一定接受，却至少听得懂，所以能做为自己的反抗同盟。但这种借助终究会有表达的困境，所以自己最后还是决定回归非欧陆、英美的思想资源，也就是回到儒家的文本中，所以就有了《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这样一本书。

归属与支配是关键

石之瑜说明，《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首先要批判的，就是政治学所假定的自由民主与威权独裁的对比。因为一个社会要能组织起来、要能完成治理，绝对不是因为政体独裁或民主，而得到治理；一个社会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因为这个群体的人，愿意归属于这个群体，而领导人要实践治理，就必须要形成秩序，也就是这本书主要讨论的两大元素：身分归属（belonging）与权力支配（dominance）。

所谓“身分归属”，是讲一个群体如何产生一种归属；而所谓“权力支配”，则是指一个群体的秩序，是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思维、一种理所当然的假设，而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让大家产生一种愿意相互归属的情感。

石之瑜进一步陈述，自己要问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最根本问题：人们如何归属？领导人如何支配？什么样的支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人们相互归属？什么样的情况下领导人会通过政治归属去排除一些人来完成支配？石之瑜强调，自己要问的是归属与支配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政府如何产生、是不是透过老百姓选举。

石之瑜指出，去问了归属与支配的问题后就会发现，民主与专制虽然是两种政府产生的方式，却都不能运作脱离归属与支配的原则来运作。人们认为民主可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认为一个伟大领袖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牵涉归属与支配，都不见得能依靠一种特定制度来解决。而一旦现有制度违反了归属与支配的需要，社会往往就会借助另外一种力量来解决，例如民主运作不下去，就会借助专制的方式，专制运作不下去，就会借助民主的方式。

例如，一个自以为全知全能的领导面临的是：老百姓不愿意告诉他，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归属关系、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到底手边有什么资源讯息与能力，这个全知全能领导其实是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而其结果就是，变化会在一个你没有办法预期的情况底下突然爆发，例如一个被认为已是完全完美的封控体系，因为新疆发生一场火灾，就把整个封控体系瞬间改变了，这个封控体系里面所有效忠的人，瞬间好像成了背叛者，但其实这些人自己都不能预测自己。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看似非常自由民主的社会，人们可以去投票，但最后产生出来的政府，就是一个贪腐且无能的精英统治集团，彼此不断地交换位子与交互领导，而且还让老百姓觉得，人是自己投票选出来的，老百姓惩罚了旧执政者，把执政者赶下台了，但老百姓没有想到，过了3年5年旧执政者又回来了，同样一批人不断地交互执政，都是贪腐集团。显然，系统已经出现问题，而所有自由民主体制的“内卷”（involution），就是走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集团、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与排外的东西就会出现，接著就是各种“双标”（double-standard）与不一致。

石之瑜指出，如果不把民主与专制看成对立，就能发现所谓“双标”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循环（cycle），一种集体跟个体的循环。如果一个集体主义的权威文化，把个体压制到没有呼吸空间了，老百姓就会自己产生互助（solidarity），会自己创造呼吸的空间，这种时候暴政必亡；如果一个民主社会，永远都是老百姓投票选出一个贪腐政权，最后什么东西都不得治，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崩溃，老百姓就会主动去找一个能让他们安心的领袖，来把群体的光荣重新找回来，法西斯就有了温床。

石之瑜进一步陈述，所以民主跟专制不是两分的，所有社会真正要处理的还是归属与支配的问题，当问题处理不了的时候，民主社会会去找专制的方法来解决，专制社会处理不了的，人民就会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来应对。比较之后，从思想的角度来讲，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其实是欺骗性的，是为了让人们以为，我们的系统比另外一种系统更卓越，而且在我们“卓越的系统”里面，都是老百姓在做决定。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

石之瑜补充，自己也希望能把这本书的关怀，与全球南方的思维、非自由民主的思维进行连结。所以最后一章就尝试与Ubuntu（乌班图，一种非洲式的世界观，强调“我存在，因为我们存在”的精神）进行对话。未来自己也希望能跟苏菲主义做连结，因为苏非主义其实与传统的中国先贤思想，存在互通空间。只要走出了过去的殖民母国，全球各地的固有思想几乎都是关系导向，很少有个人主义这种内涵的。

石之瑜接著分享，自己面对英语为主、欧美为主的听众时，很常被反问类似的问题：“What about Tibet？”“What about Hong Kong？”“What about Uyghurs？”，接著还会有人说“Europe learns！”，意思是欧洲人已经从历史上学到教训，未来不会再搞大屠杀。石之瑜强调，自己今天就是要从《当代中国的儒家治理与社会主义专制》这本书出发，来回答这些问题。

治理性与群众路线

石之瑜接著谈到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与群众路线（mass line）。

其指出，自己对治理性的讨论来自傅柯（Michel Foucault），傅柯谈治理性，就是讲系统里面的人如何被养成，来共同完成这个系统要求他们完成的工作，让这个系统得以继续。但石之瑜指出，学界用傅柯去研究独裁体制通常都会强调，独裁者是怎么用治理性来操弄这个社会，“我想这就完全失去治理性这个概念的意义了，因为如果有人可以超越治理性，那么对他而言，这根本不是治理性，而是一个控制机制。”

石之瑜接著强调，自己想要研究的，其实反而是“反治理性”（counter-governmentality），也就是如果治理性是指，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体的成员如何被养成去完成、继续实践巩固这个系统，那么“反治理性”讲的，就是领导人如何被养成到必须要去回应、去关切这个社会，以便能让这个社会继续属于他的领导，如何透过自我控制进一步去控制这个社会。

石之瑜指出，领导人本身也是受到养成，并非只有被控制的人处于被控制的状态，控制人的人同样会受到控制。从这种视角来看“内卷”就能理解，所谓“内卷”的出现，就是个人不再按照养成自己的系统所要求的行事，所以在专制政体中，当领导人或独裁者，不再按照养成自己的所谓“独裁者的应该有的气质”去领导、去统治的时候，就会出现内卷，这通常就要靠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群众路线（mass line）来恢复。

石之瑜补充，通过观察群众路线，可以更深的体认到，今天人们讲的民主社会、独裁社会，都要因应出现内卷的状况，不论是通过投票，还是调查、表演，为的都是让领导人与老百姓之间重新产生情感连结，社会上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

以中国传统的“儒”为例，石之瑜表示，“儒”过去并不叫“儒家”，“儒家”还是后来传教士发明的词，过去的“儒”其实就是一种“儒术”，而“儒术”跟先秦的九流十家一样，本质都是“术”，目的都是让领导人摆脱“暴政必亡”的诅咒，因此这些“术”的实践，基本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毕竟“暴政必亡”对所有领导人来说，其实都是不可摆脱的诅咒。

最后石之瑜总结，自己还是一个政治科学家，但自己所研究的政治科学，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于天地之间、所谓人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些法则，石之瑜强调，自己所研究的，是人如何使自己受到法则的规范而行为。“所以我也是研究科学，但是我并不是把儒家当成规范（norm），因为人们必须先相信‘暴政必亡’，才会接著采取行动，而有行动就会产生效果，我就是研究这些效果。”

石之瑜举例，当今中共也必须研究自己走的群众路线到底有效没有效，如果没有效的话要怎么办？基层要如何应对，要让高层觉得有效吗？还是要让高层觉得无效？还是要让高层进一步走向更深刻、更广泛的群众路线？从这点来看，群众路线变成一个答案，一个哲学上的答案，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不过这背后讲的科学的法则，就是治理性，没有一个社会能存在，除非它能养成人们归属与支配的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