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到全球南方・二︱石之瑜：革命何时会来？没人知道！
2025年2月5日至3月30日，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辜振甫先生纪念图书馆、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合作举办“笔耕不辍、侠骨仁心：石之瑜教授著作展”。石之瑜教授为台湾教育部终身讲座教授、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从1990年至2024年共计出版114本专书，其中独著之学术专书中文31本、英文19本；主编之学术专书英日语等外文17本、中文14本，另有中文之时政评论文集独著14本、合著4本；以及中文诗集3本，涵盖议题包括外交政策、政治心理、两岸关系、少数民族、知识社群、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核心关怀一以贯之：解构与再建构变动世界中的中国。
2025年2月19日，石之瑜教授前来特展发表演讲，讲题“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儒术、人民集体性、全球南方”，许多两岸学人学子到场参与，演讲内容由孔子对女子小人的微言大义出发，扩及自由主义社会与儒家社会的集体性落差，再到对于全球南方的全新定义：“不可预测的集体”。围绕演讲内容，《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三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儒家社会与自由主义社会的不同集体性。
小人就是天命
石之瑜指出，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其实意思就是：君子不用学习耕作，而是应该安安静静坐著，给天下一种安定的力量，这是做君子的责任，其他就不用做了。石之瑜补充，这就与春秋战国时的农家不同，农家主张诸侯自己下田耕作，其实也是一种聪明主张，因为如果诸侯一起下田耕作，将来老百姓饿死了，也不会轻易革诸侯的命，毕竟诸侯跟他们一样耕种，百姓饿了也跟著饿，虽然实际上诸侯并不会挨饿。
石之瑜接著指出，但孔子认为君子耕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君子的责任就是安定天下，给天下一种秩序，所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背后意思就是指这些事情不是君子该做的。老百姓如果能吃饱，诸侯又怎么会吃不饱？而如果老百姓吃不饱，能缴上来的粮食就少，诸侯也可能吃不饱，于是强迫老百姓上缴更多，结果可能就是百姓不只吃不饱，还跑到山林里躲起来，这样诸侯能获取的粮食就更少了，甚至可能连军队都没有了。所以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要足食，君子就要奉劝诸侯，不要抢老百姓的食物，这样百姓就不会因苛政而逃跑，国家也就有了兵源。
石之瑜接著分析，孔子也讲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意思是小人不会怕天命。为什么？因为小人在意的是自己能否吃饱，“但你如果让他吃饱了，他就愿意为你，因为你给我一种安定的感觉、维持了秩序。”所以对圣人与小人而言，小人不懂天命，也不用懂天命，因为小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命，君子与诸侯就必须懂这个道理，要知道把所有小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听，就是天视。
石之瑜指出，所以天命对诸侯的评价，其实就来自老百姓、农民一点一滴的反弹，当不同地方的人都对君王有反弹，即便这些人可能互不认识，久而久之这些不满还是会渐渐集结，但集结到什么程度会爆发，君子不知道、诸侯不知道，小人自己也不知道。
石之瑜分析，所以君子粉饰太平也是没有用的。《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就是在上位者一旦治理失败，上天就不会再给你统治的天命。“很多人当然觉得这种说法可笑、不可相信，但其实这句话对儒家而言特别重要，因为这句话表明了，儒家认为一个社会要得到治理，靠的不是教养老百姓，而是教养君子。”
石之瑜总结，儒家所要说服的对象，其实是统治阶层，而不是老百姓，因为要负责任的就是统治阶层，不是农民也不是女子，农民与女子只是负责供养统治阶层，这个社会好与不好，最后的责任是在统治阶层。如果统治阶层不了解这一点，整个国家就无法维系。当统治者了解这个道理后，老百姓就会成为很好的供养者，反之亦然。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儒家的思想、政治伦理的培养，强调的就是统治阶层，而不是一般老百姓。
自由主义的逻辑
石之瑜表示，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好相反，他们假设了，任何人只要握有权力，必然滥权为恶，因为这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天性。而这显然是来自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所以在这套思想体系下，就衍生出了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等政治概念，要教导老百姓有意识地去抵抗滥权，“所有人要统治你都要经过你的同意”。
石之瑜补充，当然在以前的西方政治环境，统治根本不需要老百姓同意，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迷思。而迷思就是让老百姓在碰到暴君时出来抵抗，但其实最后结果也跟儒家社会没有很大差距：多数老百姓是不会轻易起来抵抗的，所以暴君实际上还是继续存在。
石之瑜指出，因此也有人讨论一个问题：提出社会契约论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专权主义者？这其实讲不清楚，因为霍布斯主张统治必须经过老百姓同意，可是现实运作的结果似乎更像：霍布斯的学说其实是在告诉老百姓，你已经同意被统治了，因为你不同意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你一定会同意，也就是同意接受统治者的专权。
石之瑜分析，这就会牵引出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要把社会治理的责任，放在老百姓身上，还是把社会治理的责任，放在统治者身上？这是儒家跟自由主义之间很大的差别，也是彼此无法相互理解的关键。
农村基层政治实践
石之瑜接著举例，《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其实也就是在说，君子如果能够不与世争，公平的排难解纷，农民就可以安定下来。如果去大陆农村做调查，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责任，几十年来没有改变：村支部书记必须做社会调解，调解村子里各种各样的纷争，例如某家的牛踩到别家的草，两家吵起来，书记就必须调停。而调停可以说是很重要的KPI，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石之瑜表示，老百姓不知道为何书记要每天翻山越岭，只为调解两家牛的问题；老百姓也不知道，为何学校老师要翻过好几座山，到不同人家里劝小孩上学？为什么收一个学生这么重要？为什么会有《一个都不能少》这部电影？讲来讲去，如果把君子想像成今天的党干部，那么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就像要为党干部培养责任感，将来如果社会出了问题，责任就是党干部没做好。
石之瑜再举例，早年研究村民自治选举很有意思，有93万个村要选村长，但差不多有1%的村子选出来的不是中共原本规划的。如果出现这个现象，被问责的就不是被选出来的人，而是支部书记会被指责工作没做好。
石之瑜提到，在过去受文革影响较大的村子，村内往往有很多派系，选举时村支部书记就很难做，因为选举时往往就是各派僵持不下，但偏偏上面又有一个规定：村长当选人得票率必须超过50%，而各派僵持就可能导致最后没有任何人得票超过50%，所以往往就会发展成一个结果：上面没收选举，派人来代理村长三个月，然后逼各派这段时间内自己搞定。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现代实践，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党为何要这样，但党心里也清楚，如果不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党自己最后也会没饭吃。
民心无法掌握
石之瑜指出，春秋战国时，儒者们贩卖儒术，让君王可以成功统治自己的王国，并用良好的治理让更多百姓移居到自己治理的国家，这样就能得到更多兵源、粮食生产力，最后天下定于“一”。这个“一”是什么？其实就是孟子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也就是不嗜杀的国君能统一天下，当然也不是说谁都不能杀，例如“独夫”（暴虐无道的君王）就可以杀，所以孟子也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当然这也是儒家在后世运作时产生的困扰，到底谁是“独夫”？其实都是结果决定论。
但儒术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即使是结果决定论，即使上台的人是透过暗杀、斗争等不正当的手段，上台后还是要对老百姓好，否则政权就会垮台。“至于现实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从历史来看未必如此，但这就是儒家的‘治理术’，所谓‘治理术’就是要让君王跟统治者都相信，必须掌握民心，才能把王国统治下去，不然就会面临威胁。”
石之瑜反问，至于确切威胁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导致政权垮台？这就是儒家所要警告君王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你不知我不知，不知老百姓何时会起来反抗，所以必须问“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才知道，而“天”就是老百姓加在一起。但老百姓什么时候会加在一起？“其实老百姓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百姓自己不会有革命思想，往往是吃不饱了就会有人逃，接著就是集体拒绝缴税，一气之下又把收税的官员杀了，走到这步没办法了只好起来革命。”
结果一部分人先革命后，就会吸引其他吃不饱的人加入一起革命，于是就如野火一般，先是打倒腐败官员，再来拿下县城，最后发展成一股势力。而朝廷的大臣、君王身边的人，他们不知道朝廷的腐化吗？当然很清楚，研究赛局理论（Game Theory）的就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做选择，如果站在君王这边，会是什么结果？弑君又会是什么结果？自立为王又会是什么结果？如果朝中大臣都在考虑不帮助君王的选项，朝廷很快就会从内部崩解。
石之瑜指出，农民什么时候会起义，其实农民自己不知道，就像荀子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就是水，没有水，君王就无法生存，这也是孔子说的“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人民有一种没办法控制、也没办法预期的集体性，前一天、甚至前一分钟，看起来还是非常好治理、非常容易压制分化，就像一盘散沙，却可能某天一把火燃起来了，农民就成为不可抗拒的集体，成为一股洪流，等政权垮台又消失。而下一个上台的君王就必须思考、自我警惕，究竟是要争取民心，还是眼看洪流消失又继续剥削？“多数君王刚上台时，都是趁民心而上，所以执政之初都会重视民心，但最后还能不能重视民心，他自己也不知道。”
石之瑜分析，现在的假讯息议题就是很好的案例。假讯息本身，就是凝聚民心的工具，如果去看假讯息的内容，就会发现内容千篇一律，都是关于统治阶层的道德败坏，为的就是摧毁统治阶层的正当性、让百姓离心离德。如果政府及时稳住老百姓，就是中兴；如果做不到，还把老百姓杀掉了，就是历史学家说的成王败寇，“把坏事写成革命的人干的，但其实革命的人要反对的正是这些事，历史就是不公平。”而不论历史如何不公平，重复的还是同一个概念：统治者必须要掌握民心，才能生存。
石之瑜总结，所以统治阶层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拥有民心。向政敌证明自己拥有民心，政敌就不敢轻举妄动；向百姓证明自己拥有民心，百姓就会认为自己所遇到的麻烦，其实是自己这一小群人的问题，不是普遍大众的问题。而如何证明自己拥有民心，到今天为止，还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政府、社会、政治系统主要的治理性核心。“但实际上，统治阶层是不可能掌握民心的，因为老百姓何时冒出来，根本无法预测。”
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差异
石之瑜接著分析自由主义社会与儒家社会的差异，并以近来的美国医保巨头CEO汤普森（Brian Thompson）被枪杀为例，指出当然这是刑事犯罪，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罪不可赦，不过云云大众却对凶手有很多感谢与赞美，认为这反映了大家无法负担医疗保险费、无法就医的痛苦，这种愤怒则被不合法的暗杀行动宣泄了。
石之瑜揭露，这种痛苦背后，其实反映了所要挑战的一种心态：如果你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是你的责任，如果缴不起医保，就要晚上兼差，设法让自己缴得起医保。但这种心态，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预设的，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在上海大街上，有人突然倒下饿死了，政府的统治正当性就垮了，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吃饱，一个人饿死，所有人都知道责任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街头，有人饿死了，大家会认为这是这个人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
石之瑜指出，人有一种集体性，这种集体性是没办法掌握的，是因应社会上的财富分配、供养能力的分配、供养责任的分配而来的。受到供养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生存与供养者是一体的，就会对后者好；如果受供养的人觉得这是因为自己本领高、手段强、会玩股票游戏、会搞AI技术，所以自己理所当然高高在上，就会认为在自己脚边饿死的人，与自己无关。
但如果因为有人在自己脚边饿死，而被触发“原罪”的感觉，可能就会转而建立一个“给钱的制度”，也就是慈善事业，或是现在部分大公司的会有的：回馈多少收益给社会。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生养育关系就可以被维系，例如有人饿倒在地上，可能就有人协助他前往收容院，让他吃饱；而有的人不愿意待在收容院，可能会趁机逃跑，被发现之后还是会被拖回去。不过也有人一直住在收容院，最后染上毒品，或是利用贩毒赚很多钱。
石之瑜指出，其实从“汤普森被刺案”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社会会产生与儒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问题。如果透过自由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儒家社会，或是相反，都会有落差。儒家社会觉得自由主义社会不负责任，后者则会觉得前者的政府过度介入，而且为了维护体系而采取高压手段。于是彼此的相互不理解，逐渐走向了相互恐惧：儒家社会指责自由主义社会，怎么能让老百姓饿死；但自由主义社会也会指责儒家社会，为何一个社会可以接受政府对人民采取高压手段？
石之瑜总结，其实两种社会的人民都有一种集体性，因为人民都是供养者，而供养者要如何存在、与被自己供养的人存在什么样的共生关系，其实都是要靠长期的历史文化养成，让大家接受目前的方式，就像如何让社会接受目前的供养责任分配，也是要靠教育，也就是不断的教养。教养与供养的实践相互强化、不断来回，形成了目前的两种理所当然，而人民的集体性就可以在这里比较出来：一个是知道人民有集体性，但掌握不住，于是想尽各种办法；一个是不认为人民有集体性，所以就任其死活，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是有一种“任其死活”的思想与话语，来帮助这种政府维系政权。这就是儒家与自由主义社会的两种人民集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