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愿主办俄乌谈判：教宗能不能停下俄乌战争？

5月19日，在俄乌伊斯坦布尔谈判僵持时，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再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又译普丁或蒲亭）通话，这次双方对话超过2个小时。

特朗普随后宣布，俄乌将立即启动旨在实现停火的谈判，且是旨在寻求结束战争的谈判，而具体条件将由双方协商确定，因为“他们掌握著其他人无法知晓的谈判细节”。

特朗普同时强调，自己在结束与普京的通话后，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芬兰领导人通了电话。泽连斯基提议举办由乌克兰、俄罗斯、美国、欧盟国家和英国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多方会议，且土耳其、梵蒂冈或瑞士可以作为会议举办地。特朗普对此表示，梵蒂冈“非常乐意主持谈判”。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同样在20日发布声明，指出自己与天主教教宗良十四（Pope Leo XIV）通电话时，确认了教宗愿意在梵蒂冈主持双边谈判，旨在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我对他的开放态度及其对和平的不懈承诺深表感谢。”

从这种态势来看，梵蒂冈可能成为土耳其之后，下一个提供俄乌战争各方谈判的重要场所。不过平心而论，梵蒂冈的潜在角色确实不容忽视，但要调停俄乌战火，恐怕还要有欧美的大国协调相配合。

梵蒂冈的潜在角色

如果把梵蒂冈视作一般国家实体，这个国家确实缺乏显著军事与经济影响力；但如果善用道德权威与宗教属性，梵蒂冈其实具有潜在的外交能量，尤其是在调解冲突层面。

例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主动提议在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之间进行调解，后者在危机过后特别通过卡辛斯（Norman Cousins）传讯，表达了对教宗的祝福与感谢，若望二十三世也因此成为1962年《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此外，有鉴于梵蒂冈对全球教徒的影响力，教宗有时也能在基督教世界的政治议题中，扮演意想不到的角色，包括冷战下的东欧以及同美国交恶已久的古巴。

例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就因自己鲜明的反共立场，而被认为是推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革命的重要角色，且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东欧变天、苏联解体的前奏。因此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也曾表示，“没有若望保禄二世，铁幕就不可能倒塌。”2004年6月，小布什（George W. Bush）更为若望保禄二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称“教宗的和平与自由立场激励了数百万人，并帮助推翻了共产主义和暴政。”

无独有偶，教宗方济各同样被认为，是促成2014年美国古巴解冻的重要调解人之一。当然，这背后更多是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的政治安排，加拿大也参与其中，但各方随后都将解冻归功于方济各，表示“教宗是双方都信任的宗教领袖，所以能够说服奥巴马和卡斯特罗（Raul Castro）政府，确保彼此会履行协议。”而卡斯特罗也是如此表示，甚至2015年5月两人会晤后，卡斯楚还公开表示，自己考虑重返天主教会。

以上案例证明，在某些军事与外交议题上，梵蒂冈作为宗教实体与和平倡议者，能发挥一定的外交作用；而教宗个人做为有力宗教领袖，当然也能将影响力渗透到政治场域。这在俄乌谈判持续僵持的当下，或许也是一个可行管道。

大国协调是关键

而从客观条件来看，梵蒂冈在斡旋俄乌冲突上，确实也有一定的身分优势。

首先是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罗马天主教在乌克兰拥有深厚根基，西部尤其明显，俄罗斯则以东正教信仰为大宗。尽管两种宗派存在历史矛盾，但教宗身为普世教会领袖，还是拥有横跨教派的一定影响力。

再来是外交超脱性与非军事性。梵蒂冈既不是北约成员，也不是任何地缘政治联盟的实质参与方，不涉及军事援助，这种“无害属性”有助梵蒂冈担任沟通中介。而教宗对战俘、平民苦难、战争儿童的普遍关怀，也有助在人道议题上进行斡旋。

对乌克兰来说，即便方济各曾表示“北约正向俄罗斯大门口咆哮”、“这场冲突要么是被挑起的，要么是没有被阻止的”，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立”身份，但从这次泽连斯基主动提议在梵蒂冈谈判来看，乌方虽对前教宗方济各颇有微词，却还是对梵蒂冈本身保有信任；且俄罗斯也未必会拒绝这个提议，毕竟相较于西方制裁与外交孤立，梵蒂冈或许是更适合的潜在外交舞台，让莫斯科藉著参与宗教或人道对话，来改善形象、分化西方舆论，甚至建立间接与欧美对话的新渠道。

然而，即便各种客观条件加持，梵蒂冈还是存在关键缺陷：即使成功促签停火协议，梵蒂冈也无法强制各方履约或实质监督，最后还是要仰赖大国协调与配合。这就回到俄乌停火始终难产的关键：隐藏在战争烟硝后的博弈各方，始终没能就乌克兰的战后安排、欧陆整体安全结构达成共识，导致谈判地点换了又换、领导人间也持续通话，但始终无法将和平希望带到前线。

俄方始终强调，“真正的停火”不应导致乌克兰军队“重新武装”和“补充兵力”，而是必须消除乌克兰战争的“根源”：北约违反了不扩张到东欧和俄罗斯边境的承诺，以及乌克兰政府对境内俄罗斯族及俄罗斯语言、媒体和文化的歧视；但从欧美从眼下态势看来，也很难彻底放弃在乌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也就是真的容许乌克兰“中立化”、甚至进一步被俄罗斯影响力渗透，为此前者已经表示未来不惜驻军乌克兰，就像美国也已经与乌克兰签署了矿产协议，意图维持对基辅的未来影响力。

换句话说，即便谈判桌从伊斯坦布尔换到梵蒂冈，由教宗亲自主持，各方还是要面对同样的灵魂拷问：战后乌克兰势力范围如何划分？欧美是否愿意放弃武装乌克兰，俄罗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乌克兰的军事与文化政策反俄倾向？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只要大国彼此互不让步，谈判就很难出现新突破。

而这或许就是为何梅洛尼在联系教宗当天，还要再与多位领导人通话的原因，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芬兰总统斯图布（Alexander Stubb）、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又译施凯尔或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因为真正导致俄乌战火难止的，是美欧俄三方的国家利益分歧。

从这点回看，过去教宗们被认为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时刻，其实更多是政治环境与力量的成全，让教宗得以在关键时刻扮演象征性的角色，用道德光环总结各种复杂的国家利益算计、赤裸的相互毁灭平衡，60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此，现在的俄乌战争或许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