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臣到乌克兰：这是俄罗斯的战争　也是普京的战争

5月9日，俄罗斯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普京（Vladimir Putin）也在隔日提议重启俄乌伊斯坦布尔谈判，两国代表团于是从15日开始互动，结束了长达3年的零公开接触。只是从目前的各方僵持来看，和平似乎还很遥远。显然，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下的第四次胜利日阅兵，却未必就是最后一次。

而如果把阅兵当成节点，其实在普京的25年掌权生涯中，有过三个用兵与阅兵交织的重要时刻。

第一是2000年的胜利日阅兵。当时普京才刚就任总统，北高加索的挑战却已来势汹汹：作为苏联解体的未完冲突，1999年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持续延烧。阅兵结束后一个月（2020年6月），普京成功扶持艾哈迈德·卡德罗夫（Akhmad Kadyrov）政权，但车臣武装的山地游击、恐怖攻击仍在继续，接著不仅艾哈迈德死于2004年的胜利日阅兵暗杀，几场大规模人质危机也先后成为全球焦点。一直要到2009年4月，克里姆林宫宣布“反恐行动”正式结束，才算是为撕扯多年的车臣战争划下句点。

第二是2014年的胜利日阅兵。众所周知，俄罗斯在当年3月并吞克里米亚，连带触发了顿巴斯内战。这当然是美俄围绕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的博弈展演，却也是后苏联时代下，俄乌针对历史叙事、民族主体的再纠缠。因此同年5月胜利日当天，俄罗斯便在新并吞的塞瓦斯托波尔举行盛大游行，黑海舰队也首次以独立身分参加阅兵，普京更亲自出席检阅并发表演说。之后随著顿巴斯内战推进，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共和国”也在2015年跟进，与俄罗斯同步举行了胜利日游行。

第三当然是2022年的胜利日阅兵。同年2月，普京先是公开承认两“共和国”独立，接著又宣布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显然，俄乌伤口历经8年溃烂失血，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而普京虽没有在阅兵演讲中公开宣战，却直接谴责北约与“新纳粹”是罪魁祸首，同时以“新伟大卫国战争”定调冲突。以上种种，无不展现出打持久战的决心，对照今日发展也的确如此。

整体来说，从2000年到现在，胜利日阅兵不仅见证普京崛起，也铭记车臣与乌克兰的战争冲击，只是前者已经平息，后者仍在躁动。而两场战争虽说背景不同，却都是苏联解体交缠新脉络的炸裂，以及普京政途交织国家命运的侧写。

车臣：促成普京崛起的脆弱边疆

首先是孕育普京政权的车臣战争。

从历史脉络来看，车臣问题是19世纪俄罗斯进军高加索后，便反复迸裂的帝国伤口。而1991年的苏联解体，正是新一波车臣问题的导火线：该年11月，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单方宣布脱离俄罗斯联邦独立，时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随即向车臣边境派兵，当地叛军领袖沙米尔·巴萨耶夫（Shamil Basayev）于是胁持俄罗斯航空（Aeroflot）Tu-154班机，以此迫使叶利钦撤军。

这种结果也预示了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博弈结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一场大战避无可避；恐怖攻击正在成为谈判筹码，但叶利钦领导的政府似乎投鼠忌器；杜达耶夫代表的民族主义派系当权，但巴萨耶夫代表的极端伊斯兰派系也正崛起。

1994年，在唆使车臣反对派颠覆杜达耶夫失败后，俄罗斯直接进军高加索，第一次车臣战争就此爆发。只是冲突从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不少俄军高级将领反对出兵，认为俄罗斯必然陷入军事泥淖，而结果也确实如此。1995年起，俄军虽在无差别轰炸后攻占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却始终无法巩固占领，一切正如车臣歌手穆楚拉耶夫（Timur Mutsurayev）所唱：“我们在等你们，欢迎来到地狱。”当然，穆楚拉耶夫作为19岁的车臣青年，也投身到了这场血腥冲突。

1996年3月，车臣武装再度攻占格罗兹尼、俘虏大量俄军，俄罗斯舆论也终于炸裂天际。之后俄军虽在4月成功击杀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却已难再压制内部高涨的厌战声浪，加上叶利钦担忧战争拖累总统选情，决定与车臣签署停火协议，俄军只好在1996年狼狈撤退，留下车臣实质独立。

但如果这是终点，就不会有第二次车臣战争。对双方强硬派来说，1996年的仓皇停火不过是中场休息。

在车臣这方，巴萨耶夫与伊本·哈塔卜（Ibn al-Khattab）代表的极端伊斯兰武装持续壮大，不仅逐渐凌驾于民族主义派系，也开始在北高加索蔓延扩张。哈塔卜尤其受到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Aslan Maskhadov）重用，积极招募北高加索与中亚的俄语穆斯林、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前来参与“圣战”，更与巴萨耶夫组建多支极端伊斯兰武装，包括伊斯兰维和军（IIPB），以及俗称“黑寡妇”（чёрная вдова）的女性自杀炸弹客。

与此同时，莫斯科政局也发生变化。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失败虽让强硬派灰头土脸，却也在新一代强硬派间形塑“必须解决问题”的急迫氛围，1997年起担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普京就是其中一员。这种情绪对撞巴萨耶夫等人的“高加索伊斯兰国梦”，召唤了不惜一战的血腥终局。

1999年2月，马斯哈多夫开始在车臣执行伊斯兰教法，此时极端伊斯兰派系已成车臣政治主流；同年8月，巴萨耶夫与哈塔卜率军入侵俄方管辖的达吉斯坦，试图策应当地极端伊斯兰武装接管政权，结果引发俄罗斯回击，第二次车臣战争就此爆发。而也几乎是同一时间，总理斯捷帕辛（Sergei Stepashin）因为处理不力被迫下台，普京则临危受命接下烫手山芋。

回顾当年舆论反应，民众其实对战争毫无期待，却因为一起事件迅速改观：同年9月俄罗斯发生公寓大楼爆炸案，导致3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虽说车臣方面极力否认，但俄方舆论都认为前者就是主谋，民意也从强烈厌战转为强硬主战，普京于是利用这一变化大刀阔斧：不仅下令强势轰炸车臣，还留下许多“经典画面”，包括公开宣称要“将恐怖份子淹死在马桶里”，以及在1999年12月飞往车臣视察俄军。这些强硬做法直接让普京取得了“总统门票”，也推动了叶利钦的提早“禅位”。

2000年2月，俄军再度攻占格罗兹尼，普京也在一个月后当选总统，开始长达25年的掌权生涯，并在同年6月推行“车臣化”（Чеченизация）措施：在车臣扶植亲俄本土政权，大力支援当地建设，换取俄军逐步撤出。

而这种做法牵引出两条主线：第一，相对不反俄的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从2000年起成为车臣领导人，2004年遇刺身亡后则由儿子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又称小卡德罗夫）接班，维持了俄罗斯对车臣的统治结构；第二，极度反俄的巴萨耶夫开始扩大恐袭范围与力道，导致了震惊全球的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甚至连艾哈迈德·卡德罗夫都在2004年死于爆炸。

而巴萨耶夫等人的目的，不只是要推翻卡德罗夫政权，更是要迫使俄方停火谈判，同意车臣独立。但两次人质危机虽都在事前缜密规划，却也都在最关键处失算：普京并不是叶利钦，不会为了人质让步。因此不论是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或是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危机，俄方最后都选择强力攻坚，尽管人质死伤必然引发民怨、挫伤普京，后者还是祭出雷霆手段，铁了心要解决车臣问题，不流露一丝妥协可能。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果决狠辣也延续到了20年后的俄乌战争：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同样赌上国运与个人政治命运，并不惜让大量俄罗斯民众埋骨他乡。

无论如何，两次人质危机都在迫使政府谈判上彻底失败。之后随著2002年哈塔卜收到毒包裹、2005年马斯哈多夫遇袭、2006年巴萨耶夫被炸身亡、2007年小卡德罗夫正式接任车臣总统，普京的“车臣化”措施宣告稳定，北高加索也逐渐走出苏联解体的动荡。

而相关过程，同样体现在歌手穆楚拉耶夫的创作生涯中。1995年的《欢迎来到地狱》（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ад）描绘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惨烈；1998年的《耶路撒冷》（Иерусалим）预示极端伊斯兰与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山雨欲来；1999年的《大圣战》（Великий джихад）、2000年的《12,000名圣战者》（Двенадцать тысяч моджахедов）、2001年的《若主愿之，花园在等我们》（ИншаАллах, сады нас ждут），则反映正面战场突破无望下，开始诉诸恐怖攻击的扭曲悲壮，《我们的姊妹》（Наши сёстры）更是纪念一位17岁“黑寡妇”。但2001年起，穆楚拉耶夫便辗转在阿塞拜疆、土耳其、乌克兰间流亡，鲜少再有作品问世；2008年更因为小卡德罗夫特赦而重返车臣，同时公开呼吁叛军“停止同胞相残”，昭示动乱岁月已然翻页。

整体来说，两次车臣冲突是苏联解体交缠“全球圣战”的产物，第二次车臣战争尤其如此；而普京作为解决车臣问题的强硬派，既在临危受命下保住了国家边疆，也在动荡战火中开始了掌权起点。只是对于强人来说，这远非地缘棋局的终点，多年之后的乌克兰问题，才是真正撼动自己与国家的关键。

乌克兰：强人的真正战场

从本质上来说，乌克兰问题远比车臣复杂。

车臣问题虽然反复炸裂，却还是局限在北高加索山地，背后牵涉的地缘博弈也更多是中东、中亚的极端伊斯兰网络，与大国代理冲突相对无关，证据则相当显而易见：即便俄军在车臣犯下不少骇人罪行，西方各国也始终不发一语，小布什（George W. Bush）甚至亲自出席2005年的红场胜利日阅兵，可见美俄关系完全不受战争影响。

但乌克兰问题不同。这场冲突既反映前苏联空间不断增长的“反俄”倾向，更牵涉美欧俄围绕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的大国博弈，且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拉升、互为因果。

首先是前苏联空间的反俄倾向，其根源不只有历史的陈年恩怨，也与苏联解体导致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凋敝、民粹崛起有关。这就体现1991年的复杂意义：苏联解体当然是许多国家的“解放”时刻，却也无疑是去工业化与经济倒退的开始。

当然，不同国家感受互异。对俄罗斯、哈萨克、阿塞拜疆、土库曼等矿产与油气盛产国来说，即使苏联解体带来动荡，只要善用自身资源禀赋、等到国际油价上涨，基本也都能迎来经济成长。例如持续在中亚五国名列前茅的哈萨克与土库曼，以及在2000年到2012年出现经济高成长的俄罗斯。普京本人当然也搭到这班顺风车，所以能在民意支持下推动修宪、延长任期。

但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等非油气盛产国来说，现实就相当残酷：苏联解体不只抽离了工业化的动力，也摧毁了各国合一的广大市场，这些国家又不如俄罗斯与哈萨克般“天赋异禀”，所以大多在1991年后陷入困境：经济成长停滞低迷、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政治精英对此毫无办法，只好在动员民粹上一去不复返，并且持续用宏观愿景自我催眠：加入欧盟就能拥有欧盟水准的收入。

当然，从罗马尼亚与立陶宛的前例来看，这种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对苦寻不到出路的各国来说，即便是精神鸦片也聊胜于无。结果，“脱俄入欧”的倾向开始在前苏联空间蔓延，这就与希望推动北约东扩、渗入前苏联空间的欧美一拍即合，并与希望维系、乃至扩大“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的莫斯科发生冲突。

早期迹象就是围绕颜色革命的叙事博弈。在欧美叙事中，颜色革命基本等同于当代“启蒙运动”，带有“弃暗投明”的进化色彩，因此不论是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还是2018年的亚美尼亚天鹅绒革命，基本都被“民主化”、“反威权”的框架笼统包裹，与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底层逻辑如出一辙，当然也就与俄罗斯的“西方干涉他国内政”叙事全然相反。

接著就是从叙事走向现实的军事冲突。早期案例是发生在高加索的2008年俄格战争，虽说冲突只持续几天，却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格鲁吉亚溃败，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两“共和国”独立，俄格两国就此断交。

整体来说，这场战争虽是阿布哈兹归属等苏联解体争议的延续，却也涉及俄罗斯对“脱俄入欧”趋势的反击：格鲁吉亚在玫瑰革命后就明显亲欧，甚至出现加入北约的呼声；但俄方也藉2008年战争驻军两“共和国”，直逼格鲁吉亚边境，持续制造紧张情势，基本粉碎了北约吸纳格鲁吉亚的可能。

而从某种某度来说，这显然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早期剧本。在别斯兰人质危机爆发、艾哈迈德·卡德罗夫遇刺的2004年，乌克兰发生第一次颜色革命，“脱俄入欧”的倾向已经无法遮掩，随后各种经济与文化上的“去俄罗斯化”政策，更是持续挑动莫斯科的敏感神经，但最致命的或许还是基辅与北约的眉来眼去，导致俄罗斯藉2013年到2014年的广场革命动乱，制造了克里米亚危机与顿巴斯内战。

而回顾内战8年纠缠，俄罗斯明显想在顿巴斯复制高加索模式：扶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只有自己承认的“共和国”，将自身军事影响力推进到乌克兰境内，根除基辅加入北约的可能。但从结果来看，乌克兰不是格鲁吉亚，顿巴斯内战闷烧8年、粉碎无数协议，只是换来两边的不断加码、持续武装。

当然，普京也在过程当中有所摇摆，例如在2020年撤换了从2013年起负责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乌克兰事务的强硬派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出身车臣），改派立场温和的科扎克（Dmitry Kozak）担任俄乌谈判代表。如果普京这时就已决心要打全面战争，恐怕不会出现这种人事异动，当然这也预示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对乌政策分歧，以及多年后令外界雾里看花的开战经过。

在2022年2月21日的电视讲话中，普京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共和国”，这基本上是在重演2008年的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剧本，但没想到这个剧本只维持3天。24日，普京忽然宣布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军不仅直接进入顿巴斯，还直插基辅逼迫乌克兰谈判，接著又在4月将兵力集中到顿巴斯展开会战，从而推进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原不属于顿巴斯的领土。

显然，莫斯科的战争政策是从承认“共和国”、扶持顿巴斯代理人的高加索模式，迅速转向占领领土、支解国家的传统思维，但这个过程内部不是毫无意见。例如2022年3月25日的俄罗斯总参谋部新闻发布会，副总参谋长谢尔盖·鲁兹科伊（Sergey Rudskoy）虽宣布要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集中在顿巴斯前线，却也公开承认，冲突前夕参谋们对行动的主要目标存在分歧。

而从普京在2月21日和24日进行的两次公开讲话来看，强人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内部分歧，各种仓促军事变动与决策的推出，似乎更像是为了强迫反对者同意，所以急于造成既定事实的先下手为强。

无论如何，2022年4月后，俄乌的全面战争已经势不可挡，而普京也在驯服反对派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再集权。

起初是应对街头的反战示威，俄罗斯除了动用大量警力逮捕，还在3月4日通过新法：“侮辱”俄军者，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传播关于俄军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不可靠资讯”者，可被判处最高15年监禁；呼吁对俄罗斯、俄罗斯公民或俄罗斯法人实施制裁者，将被处以巨额罚款与最高3年的监禁。3月18日，适用范围从俄军扩到大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参与者”，刑期也往上增加：呼吁制裁者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侮辱”俄军者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3月25日，适用对象扩大到了国家机构，包括国民警卫队、联邦安全局（FSB）、紧急情况部、总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委员会和外交部。

接著是2022年9月俄军大规模撤出哈尔科夫，引爆了俄罗斯右翼阵营不满，就连国家杜马前副主席都公开批评普京“被误导”。内外挑战交织下，普京在9月21日拍板了“部分动员”，结果又引爆新一波反战示威与逃役潮，北高加索与远东地区尤其严重，但反抗的结果基本也与3月无异：在警方强力压制下，大量示威民众被逮捕拘留，反战潮转瞬即逝，只有车臣获得了“取消动员”的特权，普京显然是不想前线作战、后院失火。

再来就是更严重的2023年6月的瓦格纳兵变。这无疑是俄乌战争爆发、甚至2000年普京掌权以来，所经历的最惊险瞬间，结局的讯号也相当明显：不论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坠机的真相是什么，基本上瓦格纳这一组织在兵变结束后，就已踏上被政府监管的不归路，普里戈任的商业帝国更被强制拆解。普京甚至重点惩处被认为“亲瓦格纳”的空天军司令苏罗维金（Sergey Surovikin），令军方对其展开拘留调查，并在8月正式免职。最后，苏罗维金虽在9月改任独联体防空协调委员会主席，却已明显被剥离前线事务，打压意味不言而喻。

整体来说，俄乌战争下的普京并不是总是众星拱月，而是遭遇重重挑战又次次杀出重围。这对崛起于车臣战争的强人来说，或许是某种神奇偶然，却也可能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

当然，乌克兰问题远比车臣复杂，俄军眼下虽然占领乌克兰近20%的领土，却还没有解决最关键问题：将欧美影响力逐出乌克兰，毕竟这不仅涉及乌克兰是否承诺中立不加入北约，更关乎欧美是否能在战后武装乌克兰。而从现实发展与谈判僵局来看，美欧俄尚未就此取得共识，普京想利用欧美分歧、特朗普上台强渡关山，但欧美也想利用被制裁扭曲的俄罗斯经济压力迫使普京让步。因此在各方僵持、前线也未明显变动下，战争似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即便停火也不保证解决问题。过去明斯克协议的反复失败，就已证明维系停火有其困难；再来即便欧美真如普京所愿，承诺不武装战后乌克兰，诸如波兰等北约东翼的军事部署恐怕也会增加；接著是各种沉重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当然能在个人职权内解除部分禁令，但诸如2017年的《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CAATSA）相关制裁，就必须要经由国会同意，而这不仅需要时间，也可能面临政治阻力。

无论如何，这是俄罗斯的战争，也是普京的战争。从车臣到乌克兰，不论各方乐不乐见、愿不愿意，俄罗斯都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苏联解体的回声，以及扑面而来的新挑战。当然，从近期车臣传出领导人去留分歧、乌克兰已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来看，战争并不是一切的终点。烟硝散去，普京与俄罗斯的挑战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