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1｜时局图・下：重新认识力量转移下的中国

承接前文：时局图・上：北京正面临全新“国际大气候”

面对2020年的力量转移，面对中国崛起所驱动的变革，中国自己也在尝试理解、接受或设法推动这种趋势。

在这种面对、解读“百年未有大变局”趋势的进程中，北京有一套广为引用的官方语言体系解释并应对这种局面，它主要来自于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它与2020年中国青年网民群体中兴起的自甘承认“蛮夷”地位，认可中国在资本主义国际政治体系的边缘位置，试图打破美国作为世界中央角色的“入关学”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认识你自己”的进程比起了解外界无疑更为重要。

从另一面认识自我

在北京的话语体系中，有一套应对国际变化的精准表达。譬如北京在11月以来已经逐步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等语为此前“变化很快”的国际形势做了初步判断。在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之际，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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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要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还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进而“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要求也与北京2021年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保障粮食安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住房问题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等八大任务相吻合。

但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中国民间也存在着解读当前时局的一套自发的体系。不同于官方体系与具体策略、具体任务的捆绑，以及在国际具体情势下的克制与含混，中国互联网在屏蔽词、键盘政治以及公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之际，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高度抽象化但又同样简单直白的启蒙思潮，进而要重新构建力量转移之际的自我认知，并夺取对自身的解释权；这两者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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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关外的启蒙

对外界来说，中国民间有关新形势下自我认知的启蒙思潮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发源自问答网站“知乎”的“入关”论。

这一提法始于“知乎”屏蔽中美政治话题，导致网民不得不把中、美以中国历史的不同角色加以代指，譬如处于天朝地位的“大明”为美国的代称，身处关外苦寒之地的建州女真，则是中国的代称。在这种历史形象构成的意象之下，网民才能开始对当前局势的进一步叙述。

在这套叙事体系中，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处于近乎关外的边缘地位。中国固然可以依靠高附加值产业（即“入关”论中的猎鹰、人参和东珠，下同）取得市场优势地位，也能依靠美国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即“大明敕书”，为女真各部入贡贸易的凭证）取得利益，但中国人的生活仍呈现低附加值特性（“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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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其国际地位不发生改变，且不说中国人的生活不会发生改变，亦难以改善周边态势（即“入关”论中的“叶赫归顺”、“朝鲜归降”），更不能改变世界局势。

为此，中国需要像建州女真入关一样，改变由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一旦挑战成功，成功改变国际秩序，则“中国体系”、“中国理论”将在世界各地得到主动传播，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

大帐篷之下

不可否认，“入关”论的核心，即“入关”的过程是不能推敲的，它本是网民戏言，与中国秉持的和平发展路线亦相悖。这一思潮也因此在西方被BBC等媒体批评为具备攻击性，是“战狼外交”的延伸，甚至“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国政府的官方叙事”。

对中国网民来说，这个戏言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逐渐成为了现代中国各阶层年轻人对于时局的抽象认识：它包含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边缘地位，以及打破美国主宰就可以得到国际社会背书的两层认识。

“入关”的诉求有其部分合理性，它混合了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乃至左翼反帝等诉求，其打倒美国的核心使之成为一种大帐篷式的理念。其背后还包含了中国青年各阶层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不满，考虑到北京的官方叙事仍然呈现出“积极维护和完善国际多边体系”的因素，呈现出对“战后国际体系”的驯顺，这种情绪也和对北京的不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捆绑，进而变成了一种宣泄的出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入关”作为国际秩序的启蒙，它展示了力量转移的进程已经干预到了中国各阶层的日常生活，揭示了中国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不相称甚至错位的现状。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客观表现让美国变得有些像被1644年的“明末大瘟疫”困扰的大明王朝时，身处力量转移趋势下的中国也因此显出了几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