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1】世界秩序的新序章

在2020年开启之前，无人预想到这一年将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感染了逾7,200万人、夺走了160万条生命，还带来了经济衰退、脱贫进程逆转等一系列巨大的次生灾害，并对未来的经贸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全球化加速转型为区域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更加凸显。

同时，这场全球危机还强烈冲击了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打破了过往以“政体”为中心的讨论以及“民主政体必然更加优越”的迷思，突出了“治理”这一维度的重要性。若西方曾将苏联1991年解体一度视为“历史的终结”，那么2020年这场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或许是“世界秩序的新序章”。

愈发由区域化带动的全球化

先从全球化的新面貌——区域化说起。事实上，自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飞猛进势头已不复存在，其中资本跨国流动速度明显放缓。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FDI）占全球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3%，且亚洲、欧盟和北美在本区域内投资比例均有所上升，展现出资本的区域化趋势。

如果说国际资本流动速度的下降，是源自金融危机的阴影及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降低的自然结果。那么，西方国家因未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外流、大量蓝领工人从中产阶级跌落的问题，而导致民粹保护主义的兴起，则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强有力的人为伤害，其中尤以特朗普的上台为甚。他四处发起关税战，阻碍世界贸易组织（WTO）运转，还在科技、金融、贸易等方面寻求与中国“脱钩”，严重破坏了全球化的基石——即低关税壁垒、多边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开放稳定的国际市场。

为避规中美政治和经贸冲突，不少企业开始探索转移供应链，部分企业秉持“靠近市场”的原则，将在中国的厂商迁往越南等周边国家；部分美企干脆直接回迁至靠近母国的墨西哥；但更多商家仍然先选择按兵不动。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大大加速了供应链调整期。各国为防控疫情“封关锁国”，使国际贸易大受打击，尤其是对于生产链过于分散的企业而言，每一环节都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此次疫情过后，许多企业都无疑会寻求缩短供应链，从此前“遍布全球的长链”转化为“更紧凑的短炼”，以减少风险。

各国政府也深切体会到掌握战略物品产业链的重要性。例如本土缺乏呼吸机供应链的美国，虽在3月底动用《国防生产法》要求多家车企转行生产呼吸机，但这些临危受命的企业效率显然不及专业厂商，例如通用（GE）虽然在政府下命令之前就开始行动，但直到4月中才交付了第一批10台呼吸机，未能赶在第一波死亡高峰期前抵达医院救急。拜登政府因此强调要将“关键物资的生产线转移回国内”，许多有类似体会的国家想必也会如此行动。至于那些体量有限、无法构建完备产业链的国家，或许也会尽可能将关键产业链设置在域内周边国家，至少可缩短运输时间。因此，除去企业自发地缩短供应链，各国政府也会根据地理位置重新调整产业布置。

而15个西太平洋国家在今年11月终于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似乎是全球化转向区域化的最强信号，也使得西太平洋（或亚太）、北美（或整个美洲）、欧盟这三大经济区域板块鼎立之势更加清晰。此前，西太平洋地区因种种原因，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程度远不及北美和欧盟，也阻碍了其完整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但疫情反而让各国暂时抛开协议协商中的政治算计，聚焦于加强区域内合作及促进疫后经济复苏，在这一想必今后域内还有更多利好的合作消息。

当然，RCEP的签署并不保证区域化的进程将一帆风顺，因为该地区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多国之间存在主权争议，政治争纷时常外溢至经贸领域，例如日韩去年因慰安妇及二战劳工问题爆发的贸易战，又如眼下中澳的紧张局势。RCEP成员国如何管控政治分歧，避免因“政冷”导致“经冷”，条约中没有给出解决框架，这便考验成员国的智慧了。

与此同时，区域化也未必是全球化的受挫，它本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只不过人们以往对全球化的认知，更多在于生产链跨越七大洲八大洋的全“球”化，而未来数年人们对全球化的认知也将进一步发生转变。

中国经济主导地位越发突出

除了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年的趋势，今年的世界经贸格局还有另一大特点，便是快速复工复产的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愈发明显。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3月恢复生产以来，缓解了全球疫情期间产能不足的难题。据海关资料，中国在今年前三个季度出口了1.04万亿元的防疫物资，为众多国家补充了珍贵货源。除此之外，中国在疫期出口了大量自行车（避开公共交通的热门代步工具）和电脑（因在家办公上学而需求激增）等产品，满足了他国消费者在疫情的诸多需求。

中国快速恢复经济活动的好处不止在于出口成品，也帮助了在中国设有生产链的外企复产。可以想象，如果中国迟迟无法控制住疫情，经济活动陷入长期停滞，全球生产活动将受到更严重的扰乱，各国防疫物资和各种必需品的缺口将更为巨大，产生更严峻的连锁反应。

除了为国际贸易注入稳定力量外，中国的快速反弹，也使其有余力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积极帮助穷国延期偿还债务，使其能将更多财力投入公卫健康以及经济复苏。中国还在今年前三季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入130.2亿美元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9.7%，这样的逆风投资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注入动力，也部分抵消了其他外国企业撤资的负面影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今年上半年骤减49%，而得益于中国的强势复苏，发展中国家的FDI只减少了12%，扭转了第一季度83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值）资本大出走的险境。

另外，中国也努力帮助打破西方富国垄断疫苗的局面，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例如中国科兴公司已率先为印尼提供120万剂，明年1月再计划提供180万剂以及用于生产约4500万剂的原料，以供当地自行生产。另外，中国也已经与巴西、土耳其、菲律宾、智利等国签订疫苗供应合同。这些举措都巩固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头地位。

总体而言，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预测，中国做为唯一一个今年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明年GDP增长可能达到12%，超过全球经济增长总额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而相比之下，未能控制好疫情的欧洲和美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少于其经济份额。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趋势愈发成型，传统的欧美主导格局则进一步弱化，这一“板块移动”虽然早已开始，但今年的疫情使之明显加速。

各国反思治理能力

在上述两个格局的变化之余，民主国家高低迥异的抗疫水平以及中国抗疫模式的成效，还促就了外界对于政治制度的反思，认识到政治中“治”这一维度的重要性。

所谓“政治”，“政”者即制度架构和民意代表性，总统制或议会制，联邦分权或中央集权，过去的政治学研究大多围绕在这一方面。所谓“治”者，则是具体的施政能力，包括如何落实政策，如何完善资源调配，如何在危机关头动员政府及社会全体力量。

西方主流舆论一直有着“民主制度虽不完美，但是现有最优解”的信念，并认为政府非民选的“独裁”国家，因其官员是对上级而非人民负责，往往会选择隐瞒危机，从而导致灾难性结果。在疫情初始期间，中国的官僚机构也同样出现了瞒报、懒政和不透明现象，许多中外观察家因而推测这次疫情可能成为中国，尤其是中共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但事实证明，这次疫情反而似乎成了另一个“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国家”再度陷入一场因只在意自由而罹难的危机。

目前，许多西方国家已对民主国家的治理能力展开不少反思，例如美国民主党内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越来越多，包括改革选举人团制度，减少政治对司法的影响；废除国会拉布程序以提高决策效率等等。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打算对金权政治动刀，让官员能真正反映人民的声音，而非利益集团的声音；观其经济施政方案，也愈发强调劳工、就业、产业政策等切实改革的议题。但这类改革，又囿于拜登未能同掌国会与白宫，难以真正推进。改进制度效率的愿景却为制度本身所束缚，能动性的缺失，也算是美国政制和政治文化的另一弊端。

不过，这次疫情是否能破除“民主制度必然更加优越”的迷思呢？可能并不如预期。有西方观察者曾将中国的抗疫成就解释为“疫情天然是独裁国家的朋友”。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也指出，中国的封城措施虽卓有成效，但过于极端，并不可取，民主国家应借鉴韩国的积极干预模式。许多美媒现在仍然执着于中国早期的疫情瞒报现象，而对此后的抗疫成效鲜少着墨，至于中国四处援助防疫物资以及为发展中国家优先提供疫苗的举措，则被冠以笼络人心、弥补疫情外溢恶果的“疫苗外交”之名。

由此看来，西方主流舆论虽然会因抗疫挫败而反思自身治理问题，但并不会因中国的抗疫成绩而对中国的体制有所改观。不过在中国至少是内地，这次疫情经历已成为国民士气的又一次凝聚，一次“道路自信”的巩固，这可谓是2020年政治思潮的一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