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战狼】中共官方是否以“入关”为念？

将当代世界比拟为中国明末清初的“入关学”，已成为2020年一个难以忽略的网络“键政”词汇，固然“入关学”反映了中国大陆一部份网络舆论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但是这个概念背后也面临许多现实阻碍，甚至过于异想天开的判断，也与中共官方的外交政策有明显落差。

中共外交政策的轨迹

要厘清中共官方究竟是否跟“入关学”志同道合，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历史轨迹。1949年建政后，中共起初奉行“一边倒”原则，在美苏冷战中全面导向苏联，这一方面是现实上需要苏联援助的考虑，另一方面也符合社会主义政党对于资本主义必将毁灭的判断。

尔后中共派遣志愿军参加韩战，获得与美军分庭抗礼的成就，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至今仍被中共遵循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乃至于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时，与其他23国通过了反帝反殖的宣言，皆成为朝鲜战争后的几个重要外交宣示。1950年代末期中苏共开始交恶，“一边倒”政策也转弯，但延续着毛泽东此前已判定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思维，中共更为强调自力更生，转而开展大跃进、三线建设等运动。

文革时期恰恰也是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是1969年发生珍宝岛冲突、中苏关系降至冰点，一方面则是1971年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在来年实现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大陆。对美苏关系发生变化后，毛泽东也进一步提出“三个世界论”，称“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1978年中共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加之苏联在1991年瓦解、冷战宣吿结束，中共也逐步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大国外交”作为政策主轴。

“和平崛起”会“入关”吗？

2003年，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专题演讲，尔后中共高层胡锦涛、温家宝等人也开始使用“和平崛起”一词，但旋即因为“崛起”用语太过敏感而改为“和平发展”。至于崛起是否意味着称霸？按照中共的讲法，“和平崛起／发展”之下，“绝不搞侵略扩张，永远不争霸、不称霸，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是以，从外交轨迹来看，就算中国大陆2003年至2019年，以美元计算经济总量从1.66兆增长为14.4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没有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或者19世纪下半叶统一后的德国、美国那样，大幅向外进行侵略扩张，中共反而不断主张“和谐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与此前的差别主要是在于，其更多的指出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有显著需要改进之处（美国则称其为“修正主义强权”）。

直到强调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在，中共官方都还一再重申不会称霸，例如10月23日习近平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除了强调中国人民“惹不得”，仍宣吿“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说“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看起来，追求“大国”地位的中共，即使遇到国际局势变化，仍坚守“不称霸”的外交遗产，持续强调合作与多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对现有秩序提出补充，比如推动将“发展权”纳入联合国人权论述当中，而尽管习近平也判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没有呈现“坐二望一”、期待成为如美国那样的国际秩序“老大哥”之企图。

“发展中国家”定位仍限制外交政策

中共官方之所以没有宣示要“称霸”（“入关”），在现实层面上其实很大程度也跟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阶段距离主要西方国家乃至于香港台湾，都还有显著差距有关。

根据经济总量来看，以现有增长速度估计，中国大陆虽然迟早会超过美国，但若以人均GDP来看，目前中国大陆还是处于中阶的发展水平，2019年人均GDP连台湾的40%都不到。体量大无疑是“大国”、人均GDP水平不高则又是“发展中”，“发展中的大国”要做的是发展而不是称霸，这是中共菁英多年的政策共识。

那么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下，是否要做出“入关”之举？这个问题中共官方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是，中国大陆整体经济体量正朝着超越美国的路上迈进，搭配着官方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内部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声浪也有越来越强的趋势，因而外交政策也屡屡出现颇具攻击性的“战狼”，“战狼”既给予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扩大孳生的温床，反过头来也不断逼迫“发展中国家”状态下的中国大陆，必须更多地回应“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话题。

中共不可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

尽管中共目前想要避免走上“霸权争夺”的冲突中，但是在坚守意识形态方面，其也没有产生松动。这个部分或许也是“入关学”与中共外交思维最契合的地方。

1949年，由于忌惮美国输入反共意识形态，中共秉持“打扫干净再请客”思维，先进行内部社会改造、不急于寻求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更以〈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痛批美国与国府，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返国“值得庆祝”，而整个美国和西欧的社会体系，更是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集合体，同时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优越感相当有自信，这与“入关学”支持者对自身标榜为“蛮夷”的自信、并指责“大明”无道，其实颇有连结。

延续到中共与美国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后，“和平演变”仍被高层极为警惕，因为那将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在这个脉络下，无论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理论”预测的、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就会民主化、或者如“中等收入陷阱”预测的，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就会发展停滞，乃至于“中国崩溃论”，中共官方都相当不以为然。就这一点来说，“入关学”认为中国大陆没必要融入现有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体系与社会发展规律中、不以“蛮夷”为耻，其实跟中共官方一直以来“反和平演变”做的努力是相呼应的。

但是归根结柢，虽然无论如何中国都会是世界上的大国，但只要执政的中共仍宣示“不称霸”，至少在话语上“入关”就难以成为中共外交政策的选项；至于中共是否想建立起比拟汉唐的宏大天下秩序？从其一贯强调的国家平等、反帝国主义、反强权、反霸来看，想必很难进行“发夹弯”的复古工程，只是“民族复兴”论述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那个“强国”会在国际体系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恐怕有待时间沉淀“变局”，才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