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联合国决议对以色列集体动武　能不能拯救黎巴嫩与中东？

在加沙战争周年前夕，不仅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伊朗也对以色列发射导弹，两起事件昭示了冲突外溢的现实，以及中东大战的可能风险。

其实从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不少国家都竭力要避免冲突外溢，包括美国、卡塔尔、埃及、中国都曾从中斡旋，希望促成加沙停火。无奈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底线一直无法弥合，前者不愿彻底撤出加沙、后者则不肯解除武装，加沙战事因此越演越烈，并且逐渐毒化黎巴嫩等周遭板块的安全环境，现在甚至有将整个中东拖下水的态势。

9月3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公开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及黎巴嫩的攻击，联合国大会应根据1950年通过的决议，建议对以色列使用武力。埃尔多安也敦促穆斯林国家对以色列采取经济、外交和政治措施，迫使后者接受停火，否则自己也将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

而埃尔多安所说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是指1950年通过的377号决议，亦即所谓“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内容为一旦遇上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时，如因常任理事国未能一致同意，而不能行使其维持国际和平安全之责任，则大会应立即考虑向会员国提出建议，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当然，寄望废物美国压制杀红了眼的以色列，似乎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这个脉络来看，土耳其的建议似乎也是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案同样要面临现实考验。

土耳其的内外战略考量

首先观察土耳其的考量。

一直以来，土耳其都在中东的地缘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埃尔多安执政后，土耳其更是积极扩大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角色；与此同时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还兼具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双重影响，这使得安卡拉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而论及与以色列的互动，土耳其过去虽与以色列在经济、安全领域紧密交流，两国的政治关系却时有波动，尤其埃尔多安近年积极提升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时常公开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加沙地带的各种暴行，导致了土以关系的反复波折。2023年以色列入侵加沙后，土耳其更是强烈谴责这一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自己也中断了与以色列的贸易往来，算是土以关系近年最大震荡。

整体来说，土耳其面对以巴冲突的作法，既反映其扩大中东影响力的战略考量，也是希望能向以色列和其背后国家施加压力，以回应国内民意要求。这次针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提议援引377号决议、让联合国建议国际对以色列集体动武，当然也有同样考量。

首先就是提升土耳其的影响力。如前所述，土耳其作为中东大国，近年积极提升自己的域内领导地位，且埃尔多安政府尤其重视在伊斯兰世界这一板块，“反对以色列”正好有助强化这一立场。

此外虽然民族不同，但埃尔多安近年也积极强化与阿拉伯世界的互动，并且缓和了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对峙。通过提议集体对以色列动武，土耳其也有机会扩大在阿拉伯民间的亲和力，并且赢得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好感，从而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力。

而建议国际集体介入黎巴嫩、击退以色列，其实也有机平衡伊朗在黎巴嫩的影响力。土耳其虽不强烈敌视伊朗，但两国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叙利亚格局上存在竞争关系，如果能够通过国际集体维和，强制隔开真主党与以色列，那么其实也实质减少了真主党对黎南的控制，形同间接制衡伊朗在黎巴嫩的影响力，也就弱化了德黑兰对“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板块的动员力，这与伊朗存在地缘竞争的对土耳其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再来是对以色列和美国释放战略讯号。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美国更是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止针对以色列的谴责决议。土耳其的这个提议，既反映了对美国的外交不满，也可以视作是从“全球南方”的立场出发，试图动员反美国际舆论，让土耳其收获一定的政治声量。同时，土耳其此举也可以鼓励其他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进一步孤立以色列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最后就是国内政治考量。土耳其的政治环境深受民族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影响，支持巴勒斯坦在土耳其内部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通过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表现，埃尔多安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支持，既提升内部声望，也将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的主要捍卫者。

此外，近年的土耳其经济面临挑战，国内政治压力也持续增加。埃尔多安可能也想藉著“强调外交政策的成功”来转移公众对于国内经济与治理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2024年土耳其国内经济不稳的背景下。

援引377号决议的挑战与限制

当然，土耳其的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主要国家的态度，以及联合国大会能否就此达成一致。

众所周知，联合国第377号决议于1950年通过，其背景是安理会面临朝鲜战争时，因为苏联拥有否决权而无法作出任何实质行动。这一决议为联合国大会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即当安理会由于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而陷入瘫痪，无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时，联合国大会可以介入，并建议会员国采取集体行动，包括使用武力。

不过第377号决议的关键在于其非强制性。它不具备安理会第七章决议的强制性约束力，而仅仅是建议各会员国是否要参与集体行动，这在法律上留有弹性空间。说到底，377号决议的核心目的还是提供一个多边平台，绕过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为国际社会处理重大安全问题提供新的途径。

回顾历史，第377号决议曾几次被援引，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当时，由于英法两国的介入，安理会无法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作出有效决策，因此联合国大会根据第377号决议发起了紧急特别会议，并决定成立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以进行和平维和行动。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的阿富汗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的否决权无法采取行动，导致联合国大会根据第377号决议谴责苏联的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外交抵制，虽然该决议并未导致直接的军事干预，但它反映了国际舆论的压力。

整体来说，土耳其的提议其实可以拆分成两个阶段：对以色列侵略援引第377号决议的可行性，以及援引后促成集体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首先是援引第377号决议的可行性。显然，因为以色列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美国这一强大盟友，这大大降低了国际社会对其进行强制制裁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因此援引第377号决议成为一个突破口，并且有机高机率可以收获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长期支持对以色列的谴责行动，并有可能为了支持联合国大会援引第377号决议而进行集体行动，特别是一些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或民间舆论关注巴勒斯坦议题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沙特与埃及，可能会对这一提议持积极态度。

但不可否认，美国的反对立场还是会发挥一定作用。美国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长期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来阻止针对以色列的制裁和谴责。尽管第377号决议绕过了安理会的否决权机制，但美国仍可以通过外交和军事影响力阻止各国采取实际行动。

再来是军事干预的实际可行性。即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援引第377号决议的提案，实际上要形成具体的对以军事行动还是会面临巨大挑战。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军事联盟的组建困难。不同于安理会的集体安全机制，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仅具建议性。因此，即便大会建议成员国对以色列进行武力干预，实际上是否会形成多国军事联盟尚难预测。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一些中东国家，可能不愿直接卷入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因为担心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

第二，军事后勤与战略考量。即便有国家愿意组成“抗以联军”，也可能面临巨大的后勤和战略挑战。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并且历来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任何针对以色列的军事干预，都将面临以色列的强烈反击。以色列的国防军（IDF）也在中东地区拥有无可匹敌的空中和地面战斗力，并可能动用其先进的防御系统来抵御国际社会的干预，这点过去的阿拉伯国家联军已经深有体会。

此外，以色列也可能会寻求加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从而增加干预行动的风险和成本。这一点使得联合国大会即便通过决议，也很难形成有效的行动方案。且对以色列进行武力干预也可能导致国际舆论的两极化，一方面，许多国家当然会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加沙与黎巴嫩平民的暴行；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可能会利用其宣传机器将干预行动描绘为针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从而争取部分国际舆论的同情。

整体来说，土耳其的建议当然是一个可能突破，问题是以巴冲突之所以长年难解，关键就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无底线偏袒，而时至今日，美国还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霸权国，这就导致了联合国即便存在援引第377号决议这种绕过安理会的机制，要真正发挥改变现实的影响力，恐怕还是山高路远、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