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高校示威回看反修例　香港看到了什么？

在香港反修例运动四周年之际，笔者写了一篇题为《反修例运动四周年：一场被“浪费”的危机》的文章，意在提醒各方，虽然修例风波已经过去，但如果不对运动做及时的总结，不对运动之后的、在日常秩序下展开的潜伏政治作持续耐心的干预，不仅反修例运动本身被浪费了，而且也给香港的持久发展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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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提醒自然是人微言轻，但时下正在美国高校延烧的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显然将给香港更直接的冲击，借助社交媒体扩散开来的运动也倒逼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曾经在“反送中”的呼号下聚集起来的港人喊出的那些看似不可挑战的普世话语，真的可以解释我们身在其中的多重社会矛盾吗？

至少面对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运动，美国正在陷入一场“解释危机”。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港人不会看不到，原来作为“自由灯塔”的美国，面对大学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警察会毫不犹豫进入校园施放催泪弹、胡椒喷雾乃至直接抓人；港人也不会看不到，那些站出来保护学生的老师们，是如何被警察当做暴徒一样按到在地上，即便对方一直在呼喊“我是教授”也无济于事；港人更不会看不到，口口声声喊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美国，当面对无孔不入的犹太资本时，媒体和政客又是如何扭捏作态，面对自焚者的迥异态度更是暴露了自由背后的虚伪本质。

旅美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美国媒体报道自焚内外有别》中即评论道，“《纽约时报》（不止这家美媒）为什么不能用13年前对待突尼斯自焚者的切入角度，来分析美国两名青年的自焚抗议。不从社会政治层面挖掘根源，却非得从本人的心理历程成长史挖掘‘原因’？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已经不敢面对美国的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正是他们勠力参与并推动形成的局面。”

这样的“内外有别”早已持续了几十年，只不过今天在社交媒体的倒逼下显露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美国文化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坦言，“我曾阐述过美国媒体对于‘9·11’事件的报道，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主流媒体是否真正独立调查过‘9·11’事件？事实上，他们太依赖美国官方讯息。我也研究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媒体报道，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听从于美国政客和英国政客，他们的信源全部来自官方，认为这就是战争的事实，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误导公众的错误讯息，是权力方用来将伊拉克战争正义化的方式。我也对西方媒体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做了综合整理，没有人敢问，用死伤惨重的战争方式侵略或占领阿富汗有意义吗？一些基本的问题直到今天都很少提及。”

巴雷特还引用了爱德华·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1998年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中的追问，在越南战争中，所有主流媒体都在说我们这里兵力不够，那里兵力不够，是不是不应该轰炸柬埔寨，是不是应该攻击别处，但是没有媒体质疑美国何以有权利对越南动兵。在一次次事件中，这样的事情不断重复。“我2015年出版的书《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研究了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社会动荡的情况。我发现，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和支援，颜色革命不会发生。”

具体到以巴问题，爱德华·萨义德2003年在题为《尊严与团结》的讲座报告中，也提到了媒体在形塑人们认知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我们的美国公民同胞都被媒体提供的某种令人发指的偏见的膳食喂哺着，充满无知和歪曲——媒体在描写可怕的自杀式袭击时，从来不提占领这件事，从来不提以色列建造的二十五英尺高、五英尺厚、三百五十公里长的隔离墙，它甚至从未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或电视联播的镜头里，而且每日新闻中从来不播报以色列的战争罪行，从来不提他们强加在巴勒斯坦平民头上的无缘无故的摧残和羞辱、身体伤害、房屋拆迁、农业破坏等等，乃至死亡，这些苦难的场景实实在在是司空见惯的。”“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因为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每日犯下战争罪行会顶着貌似反犹罪名的恐慌，或批评美国政府发动不合法战争及其恶劣的军事占领会被扣上‘反美’帽子。”

故此，从美国高校示威回看修例风波，香港至少应该看到，那些看似不可挑战的普世话语，比如自由、民主，并不能解释我们深处社会的多重矛盾，且现实政治是极其残酷的，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也没有“完美灯塔”和“救世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没有克服各自的短板，人类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正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发表于2015年的论文《直面香港：群众运动中的民主诉求与政党政治》中所言，“真正的政治过程往往在运动结束后开始。运动的成败，不能只看它当时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否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任何追求一步到位、一劳永逸的运动都是虚幻的。”

时下正在美国及世界各地高校蔓延的声援巴勒斯坦运动，最终究竟是一场虚幻，还是能形成燎原之势，关键在于能否以此为契机形成积极的持久力量，进而变成一种有效的思想资源。对香港来说，这不是发生遥远中东的故事，而是重新思考修例风波的另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