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的道德勇气、内塔尼亚胡的焦急与拜登的虚伪
4月底以来，各方媒体盛传以色列官员愈来愈担心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将会针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暴行对以色列高层官员发出拘捕令，使以色列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而以美国为首至今依然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援的国家将更难摆脱国内外的道德义愤。
早在4月26日，首当其冲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已在社交媒体上煞有介事的提到国际刑事法院，声言以色列永远不会接受法院破坏其自卫权利的尝试、法院不会影响以色列的行动，指责法院若然对以方人员发出拘捕令，将会构成一个“危险先例”，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的士兵和官员。
后面这一句明显是针对不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一员的美国。美国长期担心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会损害其在全球范围的行动自由和国家主权，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任期间更曾因为法院对美军阿富汗行动的调查而制裁该院的首席检察官－－此制裁到拜登（Joe Biden）上台后才被撤销。
无独有偶，在国际刑事法院2023年以非法带走乌克兰儿童一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发出拘捕令之后，俄罗斯也把多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其现任首席检察官卡恩（Karim Khan）加入到其内政部的通缉名单上。（按：俄罗斯、中国、以色列也不是《罗马规约》成员。）
虽然美国自身与国际刑事法院素有冲突，但当法院行事切合美国地缘政治政策和利益之际，例如其针对普京的拘捕令，美国往往大义凛然的站在法院一方。拜登当时就称法院对普京的拘捕令“有理据支持”，即使美国不承认，但此举也有力地点出了普京是战争罪犯这一点。
国际施压
由于拜登当局有需要照顾美国民主党人和自由派选民的“道德感”，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反对不能做得像特朗普般赤裸，难怪内塔尼亚胡近日似乎愈来焦急。在法院拒绝评论媒体对潜在拘捕令的猜测之际，内塔尼亚胡到4月30日又再煞有介事的以英语拍片为自己和以色列辩护。
有以色列的政坛消息就指内塔尼亚胡对于自己被发拘捕令感到“不寻常的压力”，而且正在马不停蹄地打电话给他国领袖，要求他们帮忙制止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拘捕令。
〔以下：内塔尼亚胡4月30日以英语拍片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潜在拘捕令为自己和以色列辩护〕
彭博社4月29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及其G7盟友确实正在游说国际刑事法院不要对以色列官员发出拘捕令，他们的理由是拘捕令的发布可能会破坏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近日渐见起息的“人质换停火”谈判。
以色列媒体亦称，内塔尼亚胡正拜托以色列的人质家属去游说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当中一些人与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恩有私人交情。
在亲以影响力巨大的美国国会山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们也纷纷呼吁拜登当局介入制止国际刑事法院。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要求拜登用尽所有办法阻止法院，声言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拘捕令将会让该法院自我制造出前所未见的权力，将会影响到美国政治领袖、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军人－－说法与内塔尼亚胡同出一辙。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则威胁以立法手段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实施制裁。
民主党人用词也同样严厉。例如2022年在宾多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为民主党争回参议院一席的费特曼（John Fetterman）就指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对以色列官员发出拘捕令，将会对该院的司法和道德地位构成“致命一击”。
一位似乎没有“做好功课”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Brad Sherman）则要求拜登当局重新考虑美国应否钟维持《罗马规约》的签署国地位（按：问题是，美国早在小布什时代撤销了其签署地位），并威胁立法保证法院要为其行动承担“后果”。
当然，正如今天传遍美国大学校园的挺巴示威所示，倾向民主党的进步派人士早就不满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众议院的进步派党团主席贾雅帕尔（Pramila Jayapal）表明国际刑事法院是独立机构，必需推进他们必需做的事。不过此派的政治实力，相对于两党建制，难免显得薄弱。
从上述种种报道可见，国际刑事法院正面临西方世界的重大政治压力。
法院的道德考验
在俄乌战争之中，对普京发出拘捕令可算是容易之举。在加沙战争之中，对内塔尼亚胡发出拘捕令则是政治禁忌。这一个艰难的决定是首席检察官卡恩正要面临的一个道德考验。如果他在各国压力之下就此罢休，国际刑事法院道德高地将荡然无存，双重标准、虚伪的指控将会成为其未来难以洗脱的污点。相反，如果卡恩能在各国施压之下依然不屈，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他力保法院声誉的道德勇气。
卡恩去年12月已经到过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其间他对哈马斯10月7日的攻击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都作出了批判性的言论。其后，他亦表明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的可能战争罪行将会是其工作优先事项。
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卡恩同时正考虑对哈马斯的领袖发出拘捕令。这样的平衡手段，也许能够作为卡恩面对美西方压力的挡箭牌。毕竟哈马斯10月7日的无差别杀害明显是战争罪行，而以色列在加沙不成比例对平民的杀戮以至其严重局限人道物资进入加沙的行径也明显是战争罪行。
从实际影响上看，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以色列官员发出拘捕令，并不会有任何即时后果。由于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签署国，他们依然可以自由到美国去，不用担心被捕。不过，由于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签署国，他们在西方世界的行动自由将大大受到限制。
同时，由于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对于军备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人道规限，国际刑事法院的战争罪行指控将会使这些国家更难自圆其说地无条件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按：美国国务院5月8日前必须向国会确认以色列在使用美国武器之时有遵守人权法。）
正如法院尚未对俄军在乌克兰滥炸平民目标发出拘捕令一样，由于以色列不允许法院官员到加沙进行调查，要直接针对以军滥炸加沙平民的罪行发出拘捕令恐怕有一定困难。目前看来，最明显能够即时控诉以色列官员的罪行，大概就是他们利用饥饿作为战争工具，阻止粮食进入加沙。在此，无论在以色列官员的言论上，还是以军的行动上，都有充分的表面证据。而即使内塔尼亚胡当局透过潜在加沙停火的契机大增物资进口来“补救”，这也不能抹去他们此前犯下战争罪行的往绩。
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可能发出的拘捕令，拜登当局正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
俄乌 vs 加沙：明确无误的双重标准
相较于国会山上对国际刑事法院“喊打喊杀”的两党建制派，白宫的表态较为谨慎。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发言人4月29日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此事态没有法律管辖权，我们不支持它的调查。”到30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则提出“两个反对”，称白宫反对调查，也反对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恐吓和威胁。
从这种表态来看，拜登当局大概是希望在背后游说卡恩，而非在媒体上闹大事情，希望能成功制止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拘捕令。
而如果“不幸地”卡恩不听白宫劝告，拜登当局的反对理由将会是一个法律理由－－并不是说以色列没有犯下战争罪行，而是就算以色列有犯下战争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对此也没有法律管辖权。
尴尬的地方在于，如果同俄乌战争的情况合而观之，这将构成美国政府明确无误的“双重标准”。
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加沙战争的管豁权，源自巴勒斯坦2015年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因此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都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这就是所谓的“领土管辖权”，这意味着就算A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A国公民在其他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领地上的行为都受到法院管辖。
这正正是国际刑事法院之所以能对于普京发出拘捕令的背后法律逻辑。乌克兰虽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却接受法院管辖，于是普京指使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行为就受到法院管辖。
如果拜登当局否定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以军加沙行为的管辖权，其就不能不否定该法院对于俄军乌克兰行为的管辖权。
否定前者而接受后者，将再一次在国际社会上揭示出美国的虚伪。不过，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作为第一强权的美国，大概不必担心其双重标准会带来什么实质后果。
但凡人总有羞耻之心，此事是非黑白如此明确，美国的高官们在国际舞台上夸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际，难免多了一份心虚、多了一份惭愧，而他们的观众也更难礼貌的掩藏心中的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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