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运动四周年：一场被“浪费”的危机

每一场社会运动，在运动发生之际人们往往很难精准判断运动本身的意义，及其对更久远未来的影响，唯有当热潮退去，才是检验运动成败的时机。对于香港来说，反修例运动已经过去四年，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基本可以断定，这场改变很多港人命运的运动，且深切改变香港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危机，已经被浪费了。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观察：

首先，悲情压倒总结与反思。2019年的修例风波之于香港的转折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可是不管是这场运动发生之际，还是结束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鲜有真正深入到香港社会内部的总结与反思。运动发生之际，各方站在己方的立场上都很理直气壮，也都自觉是为香港好，却不自觉合力将香港推向“暴力之都”的境地。运动结束之后，叠加着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北京以迅雷之势推出香港国安法，整个社会仿若经历过一场高烧，疲态尽显。疫情告一段落后，人们被一桩桩恶性暴力事件所冲击，已经无暇回看反修例运动，更遑论总结与反思。

面对港府配合维护国家安全大局的所做所为，比如下架敏感政治类图书、申请禁制令阻止传播《愿荣光归香港》，人们也只能哀叹几句“香港已经不再是那个香港了”。值此运动四周年之际，香港社会已经没有什么讨论，移民英国、台湾等地的港人所组织的相关活动，口号和内容也是充满悲情，比如移民英国的港人在伦敦上周日举办的一场以“守护初心，抵抗赤化”为主题的集会，再如移民台湾的港人上周六在台北举办主题为“逆风并行 再见香港”的游行。这些集会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而且其仅有的象征意义也很快不存在，因为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悲情也换不回任何实质的改变。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此前接受《香港01》专访时，谈到“去记忆”的问题。而在其发表于2015年的一篇题为《直面香港：群众运动中的民主诉求与政党政治》论文中，项飙以占中运动作为对象，深入分析了香港社会的“运动化”和“超级事件”的形成。“真正的政治过程往往在运动结束后开始。运动的成败，不能只看它当时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否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任何追求一步到位、一劳永逸的运动都是虚幻的。”“1989年大陆的社会运动失败了，不仅仅是它被镇压了，而是它没有转化成积极的持久力量，甚至没有变成一种有效的思想资源。知识界没有对运动作及时的总结，没有对运动之后的、在日常秩序下展开的潜伏政治作持续耐心的干预。”“我们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一些貌似不可挑战的普世话语，比如主权、民主，其实不能表述我们身在其中的多种社会矛盾。”

虽然项飙的对象是占中运动，但由之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反修例运动。

其次，发展主义替代对香港角色的思考。在回看反修例风波时，人们很容易将其归因于猖獗的黑暴和少数港独分子，以及无处不在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修例风波中存在黑暴和敌对势力，但香港如何在回归二十余年后沦为颠覆中共的基地？为何反修例可以号召起百万港人上街？这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受修例风波的倒逼与刺激，不管是北京还是港府，都无法再对长期以来被停留在表面的发展与繁荣掩盖的深层次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主权回归从一开始就不意味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反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港府又该如何“有为”地破解这样的矛盾？习近平在去年访港时提出了四点要求，同时也提到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今年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时，也喊话香港18万公务员，要“广开言路，深入基层听取意见，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但具体到落实层面，人们看到的，要么是港府对北京要求的简单照搬照抄，比如形式主义地举办各种学习会，要么是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类的大词替代对香港角色的深入思考。好像只要向中央看齐，就算是认清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好像只要把发展问题解决了，香港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曾在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的强世功，在其最新增订出版的《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一书中，从文明与边疆的视角，对于香港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对香港的认识应该从“问题”过渡到“方法”。因为“如果从‘大中国’的想象看，香港作为边疆显然不是‘问题’（problem），反而是我们思考‘问题’（issue）的‘方法’，即在‘跨文明’的背景下思考香港作为新边疆，既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的窗口，同样也是中国向外输出的‘跳板’——曾经向外输出革命，现在向外输出商品和货币，未来当然可以向外输出思想和文化。因为，讲香港问题不反思中国问题，那是没有脑子；讲中国崛起不思量香港贡献，那是没有良心。”“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匙’或‘索引’，是因为处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秩序互动的边疆地带，它既是帝国争夺或文明冲突的‘前线’或‘断层线’，又是文明互鉴和文明融合的典范或结晶。”

同时，强世功更是一针见血指出，“中央治港出现问题，首先应当反求诸己，而不是去抱怨香港反对派，更不应责怪境外势力。”“如果说存在什么‘香港问题’，那不是‘香港的问题’，而不过是‘发生在香港的问题’；与其说那是香港的‘问题’，不如说那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病症或许在香港，但病根却在国家，在全球文明之间的互动。我们唯有反求诸己，理解中心与边缘的文质互动对塑造中国文明的意义，才能真正读懂香港‘人心’，才能真正理解香港人的话语言说中所隐含的‘无言的忧怨’”。

丘吉尔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所不幸的是，香港已经浪费了修例风波这场危机。不过放在更长时间脉络里，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吸取任何教训，所以被浪费的危机又何止修例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