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伦比亚大学挺巴示威说起：“萨义德”从未远去

将“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你会第一时间想到谁？如果抛开时下正在进行的美国高校挺巴示威，将时间线拉长，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爱德华·萨义德。

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富裕的巴勒斯坦家庭，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萨义德家族居住的地区塔尔比亚被犹太民兵团体占领。1951年，萨义德辗转腾挪到了美国，并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3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1967年发生的中东六日战争，成为萨义德学术与政治的转折点，因为正是这场战争，倒逼萨义德走出学术的舒适圈，开始介入现实政治，并逐渐成为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的代言人。萨义德最为引人注目的《东方学》，也正是以此为起点开始酝酿。1991年，萨义德被诊断出白血病，1992年时隔45年后首次返回巴勒斯坦，也是在同一年，萨义德被哥伦比亚大学冠名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职务中地位最高的。

距离萨义德2003年9月去世至今已经超过20年时间，但眼见今天的以巴冲突，以及时下由美国高校挺巴示威蔓延开来的抗议示威，人们或许会恍然间发现，“萨义德”从未远去，他自1967年之后不断冒着死亡威胁发出的呼号，至今仍作为问题存在着。

作为国际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学院派学者之一，萨义德始终保持着不屈的和流亡者的自觉，以犀利的眼光和笔触揭露大权在握的利益方如何以各种手段操纵、文饰、歪曲语言从而阻止社会边缘民众对外证实他们被迫接受的悲惨生存状况，萨义德曾将这种势力上占优一方祭出的闷烧慢耗战略称之为对“看不见的力量的常态化噤声。”具体到以巴问题，萨义德说，“我不遗余力地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利和自决，但是我始终不曾忘记犹太人民的现状和他们曾遭受的苦难，包括迫害和大屠杀。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间应该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即和平共处，而不是进一步的压迫和否定。”

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萨义德开始以巴勒斯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公共场域。在《格格不入》中，萨义德这样回忆这场战争对自己的刺激，“似乎象征着包含其他一切损失的那种错乱，我青年时代消陨了的世界，我受教育中对政治不闻不问的日子，在哥伦比亚任上清闲的教职……1967年后，我再也不是同一个自己：战争的震撼驱使我重返来时的起点。”在1968年所写的《被面像的阿拉伯人》一文中，萨义德开始铺陈“东方学”的主题思想，“如果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域足以引发注意，那是个负面的价值。他被视作对以色列和西方生存的一个破坏因素，或……对1948年以色列立国的一个应予克服的障碍。巴勒斯坦被想象为一片空旷的荒漠，等待出现一夜繁荣，现有居民是些无足轻重的游牧人，对土地没有固定的所有权，因而也没有文化根基。”

也因此，在萨义德看来，在西方眼中，巴勒斯坦只是作为“一道战斗号令而非一个民族”存在的，而以色列除了宣称自己占领的土地是“应许之地”外，主要的政策就是要通过将巴解组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定义为恐怖分子，以此削弱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概念。萨义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给《纽约时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这样说，“犹太人不是一个单独被选中的民族，而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一方作为压迫者，另一方作为被压迫者，共同选择了对方参与一场根深蒂固的缠斗，年复一年，不但积怨似乎愈演愈烈，未来也似乎愈发难以想象和解决，如果有一方持续骚扰、嘲弄、争衅，任何另一方面都不可能发展。”1975年在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小组委员会上陈词时，萨义德更直接的说，“由于某种恶意的捉弄，你们发现你们在自己国家被宣布为外国人了。这就是巴勒斯坦人在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这一命运的本质显然已经从二十世纪跨入二十一世纪，且缠斗正在以战争这样的最惨烈的方式展开。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战争爆发的第175天，至少有32,623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75,092人受伤。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称，截至冲突爆发的第178天，至少有32,916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自战争开始以来，在加沙有超过13,000名儿童被杀害。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数据，这次袭击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主要是平民。以色列军队称，自10月7日袭击以来，约有600名以军士兵丧生，自10月底在加沙开始地面行动以来，至少有256人死亡。

但不同于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之下的缠斗，今天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作用下，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丧失了把公开批评以色列列为禁忌的霸权，正在美国高校进行的挺巴示威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在2003年题为《尊严与团结》的讲座报告中，萨义德提到了媒体在形塑人们认知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我们的美国公民同胞都被媒体提供的某种令人发指的偏见的膳食喂哺着，充满无知和歪曲——媒体在描写可怕的自杀式袭击时，从来不提占领这件事，从来不提以色列建造的二十五英尺高、五英尺厚、三百五十公里长的隔离墙，它甚至从未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或电视联播的镜头里，而且每日新闻中从来不播报以色列的战争罪行，从来不提他们强加在巴勒斯坦平民头上的无缘无故的摧残和羞辱、身体伤害、房屋拆迁、农业破坏等等。”

今天社交媒体不仅切实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也在解构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TikTok在美国的遭遇，也直接肇因于对社交媒体的争夺。有研究显示，到三年后的2027年，TikTok的全球广告收入可能会比Meta和YouTube加起来还多。本来得靠在Meta旗下的脸书投放广告获取用户的TikTok，现在仅靠几年时间便要取代Meta。当人们通过TikTok看到加沙一家医院被炸，事发时院内有数百名伤者，以及大批到医院避难的民众，再看到另一家加沙医院内，早产婴儿被裹在铝箔中，放在热水旁维持生命，谁还会轻易听信以色列发起的针对哈马斯的反击是一场绝对意义上的“正义之战”？美国高校的挺巴示威浪潮，又何尝不是话语霸权解体之后意识形态发生偏移的必然结果？

“没有一种文化或文明可以独立存在；没有一种文化或文明的组成元素诸如个体性和启蒙思想等等是完全排他的；也没有一种文化或文明可以离开诸如社群、爱、生命价值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基本特征而存在。”这是萨义德在弥留之际留给世人的谆谆之言，而面对今天纷乱的世界，对萨义德最好的纪念，或许正如哲学家朱迪丝·巴特勒所言，“也许另有一种反纪念，这种反纪念不是降低敬意，而是我们将他的论述继续下去，并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或在我们不同的时代，对他的论述进行重新思考。”

“萨义德”从未远去，或许现在正是重新思考他的思想遗产的最佳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