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一种正义观？风起云涌的特首之梦

香港社会实在需要疗伤，首先是要重建大家的互信，而这是应该由当权者先行和多做几步的。不论谁是特首候选人 （甚至是梁振英“复出”参选！），都应该主动地做些事情去重建港人的信心。让大家好好休养生息一下。

近日哲学教授布莱恩．雷特（ Brian Leiter） 在他的个人网志上发了一帖，内容是他用Google Scholar 搜寻自二次大战以来英语世界哲学家的书目著作被引用的次数，并以此排了一个名次。[1] 一如他所做的其他排名一样 （最出名的应该是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这个排名也引来不少回响，甚具争议性。[2] 其中一个争议点是到底哪些人可以被视为“英语世界哲学家”，从而把他们的著作入列。

例如雷特没有列入维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因为雷特认为此著作不以英语写成；没有列入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的《正义诸领域》（Sphere of Justice）或者《正义与非正义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s）， 因为雷特 认为沃尔泽 只是“具有哲学心灵的政治理论学者”（a philosophically-minded political theorist）。另一位有人提到而雷特没有列入的，则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沈恩 （Amartya Sen） 。[3]截至我完成此文为止，未见雷特解释何以不把沈恩列入，不过我估计原因应该近似沃尔泽，即只把沈恩视为具有哲学心灵的经济学家，故不列入其著作。

不过，沈恩对哲学的影响，恐怕令得我们不能单纯视他为经济学家。特别要提及的是，如果把他的《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 列入那个排名，已可打入百大之列 （被引用5213次）；而且更重要的是，此书将会是整个排名中最新出版的一本 （2009年出版），可见此书一出版后之影响力有多大。[4]

谈到以上这些资料，其实是为了介绍沈恩在《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中提到的比较式正义观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Justice） ，特别是与他所谓的先验式正义观 （Transcendental Approach to Justice） 之间的分野。不过，本文除了作为一篇哲普式的介绍文章外，另一目的是为了借用这些哲学概念来月旦时事。所以，在介绍完这个比较式正义观后，笔者会谈论如何把这种正义理念运用在特首换届这时事议题，并带来一些对现时情况的反思。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沈恩，曾任英国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资料图片）

先验式正义观：脱离现实的正义理念

我们可以由沈恩书中谈到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是说，假设有一天你有权决定把一枝笛子交给三个小孩子的其中一人，而他们三人各自提出不同的理由认为笛子应归于自己。Anne 说她是三人之中唯一懂得吹笛子的；Bob 说自己是三人中最穷，除笛子以外根本没有其他乐器甚至玩具；Carla 则说这枝笛子是她所造的，理当归其所有 （pp. 12-15）。

ABC 三人各自的理由大约接近三种传统的价值观。A是效益主义 （Utilitarianism），B 是平等主义 （Equalitarianism），而C 则是自由至上主义 （Libertarianism）。当然，如果要再仔细思考的话，这些理由和各种主义的关系，还可以仔细斟酌的，例如到底哪一个理由真的更接近效益主义，恐怕必须仔细计算和比较各种理由背后来带来的整体幸福，看看哪一个决定才能将之最大化。

然而，沈恩提出这个“三难式”，倒不是为了要维护上述三个传统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相反，他是认为我们各个传统当中的正义理由均言之成理，反而令得我们无法只以其中一个传统的理由作出最适当的决定，也难怪会为此而苦恼。他谈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好些人都认为在这些传统中，正义是先验的，可以抽象地谈论普遍的正义原则 （而他们的那个传统立场就是那个普遍的正义原则）。而沈恩却认为，正义是不应该抽象地谈，只能在每个环境里根据当中的脉络而谈论。也因此，不存在以上任何一个传统主义的原则是可以普遍地并且不理会社会脉络便成立的。

沈恩从这个故事，带出了他对正义观所作的一个很特别的分类。他把霍布斯 （Hobbes）、洛克 （Locke）、卢梭 （Rousseau）、康德 （Kant）、直到近代的罗尔斯 （Rawls） 甚至诺齐克 （Nozick）等人，都归类为正义理论当中的先验式进路的阵营。当然，这些哲学家对正义有诸作不同的理解。只是，在沈恩看来，不论他们对正义的理解有何异同 （例如有些重视公平，有些重视私有产权） ，他们都可以被归为先验式进路，因为在这种进路里，正义的理念是十分抽离于现实世界的；他们都希望找到一种超越或先验式的正义理论，在这个框架下得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

可是，沈恩则认为这种先验式的进路既不可行，而且亦是多余的。正如上面提到的笛子故事所言，有太多大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先验正义理念。而在处理实际的正义问题时，似乎亦不需要有一个先验框架，犹如我们要比较达利和毕加索的画，并不需要知道蒙娜莉莎是世上最完美的画作一样 （p.16）。对沈恩来说，先验进路对正义来说既不充分亦非必要条件。所以，他提倡另一种正义理念的进路，即比较式的正义观。

比较式正义观：处理现实中的不正义

他认为他所要跟随的这种比较式进路亦是在西方有著犹久的历史，例如亚当‧史密夫 （Adam Smith，就是被视为经济学的鼻祖那位） 、孔多塞 （Condorcet）、沃斯通克拉夫特 （Wollstonecraft）、甚至边沁 （Bentham）、穆勒 （Mill） 或马克思 （Marx）等人，他们的学说都或多或少可以归入此种进路。[5] 这种比较式进路寻求的是处理实在处境下怎样才是比较上不正义，而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正义理论。有一些情况，不正义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发生饥荒。沈恩就是认为，就算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正义理论框架去告诉我们每种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亦可以知道容许发生饥荒的社会比起不容许发生饥荒的社会是更为不义的。除了饥荒外，他还提到贫穷、文盲、酷刑、种族岐视、性别压制、随意囚禁和缺乏基本医疗卫生等项目 （p.96）。

然而，沈恩谈的比较进路却不是要推论到文化相对主义那样的相对正义，所以那个比较应该如何进行，理应是十分讲究的。这也可说是他那本《正义的理念》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他是借用了不少在其他领域内他也有贡献的学问来建立这种比较式正义观。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抉择理论 （Social Choice Theory），另外他也提到了诸如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和能力进路 （Capability Approach） 等。这些学问每个本身也值得另外写文详加阐述，这里就不一一解说了。重点是，这种比较式的进路，特别强调现实状况的不正义而非著眼于太抽象的完美正义社会；而要处理现实情况，则需要处理集体决定 （Collective Decision） 的机制，亦需要有充足的空间让人商讨，以决定那些会影响到人的能力（也就是自由实践人类的功能，freedom to achieve human functionings）。

如果从沈恩比较式的正义进路去思考香港的未来，到底由谁来主宰我们的命运呢？（资料图片）

比较式进路的特首幻想

上述的简介虽然已写了二千多字，但还是挂一漏万，有兴趣研究沈恩正义理念的读者，当然最好还是拿起他的著作来直接研究。如果只为介绍沈恩的思想的话，本文亦应在此收笔。然而，我写此文的另一目的，还是想借此来月旦时事 （虽然可能略有天马行空和思想跳跃之嫌）。如果从这种比较式的正义进路去思考当前的特首换届，有甚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曾经有朋友说过，这种先验式和比较式的进路之争，犹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如果我们由这种思维模式延伸开去，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最迫切而又可以透过这次特首换届的社会问题为何？

诚然，我想任何人都知道，基本上这不是一场选举，而只是换届 （和换人）。某程度上，我们现在的选委会制度，固然是有点彷似美国的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但只保留了其缺点，却摒弃了其优点 （例如所有公民都可以投票）。有人以为，美国的选举人团只有五百三十八人而香港的选委大约有一千二百名，所以香港的制度更优胜。这样的想法，恐怕只能当成笑话看待而已。

政治制度要怎样改革，肯定仍会是未来香港社会的大问题。例如有人提出如果要保留选委会，或者可以把选委会普选化，以正式的选举来选出选委。这样，选委会可以犹如美国的选举人团一样，变成另一个议会，专门负责选出特首（和港区人大）。不过这样做法是否画蛇添足 （香港地少人多，如果可以普选选委，那么其实直接普选特首似乎也没有甚么分别），则值得商榷。

而然，重要的是，我们不妨比较一下，香港在这次特首换届中，最有机会改善到的是甚么事情。这种比较式的思维，似乎接近沈恩提出的正义观。当然，比较式进路需要用上公共理性和社会抉择理论，也就是需要我们的集体智慧去思辩在这个现实的香港社会时空里，甚么是较不正确而又可能改变的。

民粹、仇恨与政治斗争

我暂时能够抛砖引玉的见解是，这次换届，怕且不会涉及太多诸如政治制度改革一类的议题。我们最有可能改变的，是近年来不讲道理只顾煽动仇恨和动员斗争的气氛。这几年来，香港斗争风气炽热，慢慢风气所及，不少政客、政棍、甚至一般市民都变得如此。这种风气，肯定是由现届特首带头引起的。早在2012年那次的特首换届爆出僭建风波后，各种斗争便无日无之，结果社会气氛越趋对立，各种阴谋论充斥媒体。总之有问题时必定是提出问题的人有错，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问问题的人。然后社会人人变得如此，好像不是所有人都投共了便是所有人都是外国甚至外星势力派来似的。于是，凡有社会争议题目，最终总变成上纲上线的政治斗争；他们又会推动成立各类组织壮大斗争声势，但那些组织人士水平之低和行径之怪异，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而在他们眼中，当然要永无穷尽的斗争，不把他们眼中的敌人斗垮不罢休；不过他们的敌人名单好像愈来愈长，似乎整个香港都是敌人似的。一切只问政治立场而不讲道理，就算有心人想从中牵线，希望各种立场的人能有机会好好交换意见，就算只是坐下食一顿饭，亦会被视为背叛自己整个阵营。这样的社会，令得大家疲于奔命，社会如何可能进步，大家又如何可能互相信任？为了那些喜欢争斗的人自我感觉良好而赔上整个社会，这样的代价值得付吗？

上个月当梁振英宣布不连任后，社会好像比过圣诞节更普天同庆，就是因为终于有希望改变这种斗争风气。只是这一个月下来，大家又似乎觉得，其人虽去，路线还在，执行的人选亦一切不变，只是换了舵手 （甚至只是让他隐身在幕后操盘；闻说他比任何候选人都更落力会见选委）。这样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令人忧心。

香港社会实在需要疗伤，首先是要重建大家的互信，而这是应该由当权者先行和多做几步的。不论谁是特首候选人 （甚至是梁振英“复出”参选！），都应该主动地做些事情去重建港人的信心。让大家好好休养生息一下。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却不能不做，更不应再火上加油令社会气氛更坏。这或许就是我们从比较式进路的思维下，能够借著特首和政府换届之时，可以纠正到的现实香港里的不正义。至少，这是值得用来抛砖引玉，让我们好好商议的方向。

附注：

[1]Leiter, Brian. “Most-cited Anglophone philosophy books published since WWII （according to Google Scholar）”, January 10, 2017. http://leiterreports.typepad.com/blog/2017/01/most-cited-anglophone-philosophy-books-published-since-wwii.html

[2]Philosophy Gourmet Report: http://www.philosophicalgourmet.com/

[3]“阿马蒂亚‧沈恩”是台湾版的《正义的理念》中译本的译法。大陆的译法则是“阿马蒂亚‧森”。本文跟随台湾译本的叫法。

[4]笔者读过此书的三个版本。原装英文版：Sen, A.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另有两个中文译本。大陆译本：阿马蒂亚‧森著 （2012），《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台湾译本：阿马蒂亚‧沈恩著 （2013），《正义的理念》，林宏涛译。台北：商周出版。本文引用的页数均来自原装英文版本。

[5]当然，有些哲学家的学说，其实是横垮两种进路的。例如沈恩自己也提过康德和罗尔斯也提到一些比较式的细节。另外，笔者也觉得像边沁的效益主义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有一些内容用到了先验式的进路。

[6]以下的想法和文字，主要是基于笔者另外两篇文章，经反思和修改而来的。那两篇文章均刊登在《经济日报》，分别是2016年12月10日的〈斗争继续香港沉沦，选委要三思〉和2017年1月7日的〈换特首不换路线 ，社会恐陪葬〉。前者的连结：http://paper.hket.com/article/1554358 ；后者的连结：http://paper.hket.com/article/161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