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散纸包

危机也是转机，学科危机的时刻，让我们更能省思经济、金钱资助在哲人背后所起的沉默作用。

怎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让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使得一个社会培养出哲学家的职位？而进入专业学术职场的哲学家又处在怎样的经济地位？进而他或她需要在博览群书之外，日写万言计划、年年申请科研，顺便还兼带招生职责？在人文学科危机渐起的今日，让我们更好奇哲学家或是人文学者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涯挑战？危机也是转机，在学科危机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哲学家背后看似被“视作粪土”的经济和金钱状况。

马克思的手帐

在两年前，《资本论》出版150周年时，发现了一本1840-50年间马克思（Karl Marx）亲笔的49页亲笔的笔记。其中有趣的不是对于同时代经济理论的抄写、评论，而是他在伦敦生活的各式各样帐单：牛奶、药物、面包、煤球，巨细弥遗的日常支出流水帐。一位哲学家的生活如此贫困，还是一位研究资本与资本主义运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这究竟是一种讽刺还是必然？幸而，我们都知道与马克思齐名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是一位巨贾，并且不断长期的金援马克思……

其实人们总记得一个不确定是否可信的哲学故事：哲学史上第一位哲人泰勒斯（Thales），因为观看星空而跌入井底。但是进行深思的哲人并非离世脱俗，反之，为了证明哲人之用处，他还因其独到的观测眼光在橄榄油的买卖之中大赚一笔。从我们读的哲学史开始，哲学家的经济状况更多像是他们的性生活一样，被划入哲人传记的故事轶闻之中，总是属于不可知悉的部份，如果出现也只是为了对比其人生遭遇，好用来证明哲人思想之伟大。就仿佛哲学家总是伟大的，即使生活困顿也能持续思考。

然而，当我们细数哲人的家世时，我们看到更多一面倒的事实：柏拉图（Plato）出身政治家族、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是贵族世家（即使他私人生活不一定检点，他仍然是伟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是商二代、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瑞典开著红色的跑车、巴迪欧（Alan Badiou）是官二代……。虽然至少总是有一个哲学家不是富人，或是哲学家不尽然都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

即使是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选择了极度简朴的生活……嗯，这个例子可能不甚恰当，毕竟他舍弃的家族遗产足可敌国。

哲学家的金钱与贫穷

细数历史是不可能的，更遑论人们总是说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点，就好像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型态一样。我们当然还不确定历史有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在这之前哲学家的钱包可能就已先掏空。深深影响法国哲学一代人的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便是先掏空钱包的那个人。科耶夫是从俄罗斯来到法国的学者，在法国接受科学哲学家夸黑（Alexandre Koyré）的邀请写稿并接下了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黑格尔讲座，那个聚集战后一代法国哲学家的1930年代讲座。但是科耶夫会接受邀稿与主持讲座，其实是因为他所投资的奶酪公司股票化为废纸。在那之前，他早已在德国拿到了第一个博士学位，花的还是朋友从俄罗斯再偷偷带来的珠宝（科耶夫继父生前所留下），生活也极尽奢华。

法国哲学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曾在《哲学家其及穷人》里说明，贫穷者成为哲学家思考中被压抑的部份，为了思考哲学，在一开始便在其理论文字之中不自觉地设定了特殊的位阶关系，柏拉图的艺匠、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u）的工人阶级都已被排除在哲学思考之外，却又同时构成他们思考的基础，隐然地成为一种匮乏性构成的基础。

在此并不打算也不可能细数每一个个别的例子，因而也无意将上述两者当成特例来说明。至少就这两人而言，前者在现实上或是后者在思考里，哲学家的影响力或是思考的基础都必须与贫穷或穷人相互分离，并且成为其哲学讲座或思考的前置起点。

上帝变成金钱

2012年，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访谈中间接指出，资本主义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进的宗教，上帝不但没有死，还化身为金钱。尼采曾说过：“上帝已死”（God is dead），无论这句话如何说明与解释，只要上帝不但没有死，还化身为金钱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加注一种伪装成精神分析的注解，使其连结上今日的理解：上帝就是父权（God is Dad），因而化身为金钱的上帝，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爹哋。

但是哲学家不是曾经勇敢地思考宗教、今日也勇于批判资本主义，甚至想要重塑“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原初概念吗？但似乎我们还未见到哲人反身思索资本主义中自身处境，或是考量资本主义百年来对于哲学发展深刻影响的行动。

资本与金钱在今日已成为我们的主宰与父亲，哲学与哲学家就会因此只是资本主义年代底下的仆人吗？或者，即使是企图挑战与颠覆资本思想的哲学，也仍然逃不过被资本收编的命运？以最实际的说法而言，嘴里说不要而且高喊“资本主义是危机！”，哲学家的身体还是很诚实地服膺于整个行业的规则（职位、科研、升等、经费……）

不久前，瑞士的无差别“基础收入计划”以公投失败告终。那是一个以人性尊严解放为目的，以最低薪资收入发放的规划，人们可以不再受制于劳动的异化。虽然相应于这个美好想像的全球先遣事实是：工业4.0转型以及全自由市场流通因素影响下，各类型企业的大量裁员与区域性国家的失业事实。

虽然公投没有过关，但那仍然是符合我们对未来工作型态与人性解放的理想，一旦未来人们终有一天不再需要工作，或是工作成为较低时数的基本劳动时，哲学是不是也成为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如同洪席耶所描写，千差万别的工人，他们每一个人也能在闲暇之余思考哲学（像哲学家一样地思考哲学，或是说就是思考哲学本身）——而不再只是思考他们自己的哲学（当人们都有自己的哲学，或是说劳动者也有其自身的哲学时，这种矛盾指称，一方面说的是劳动者开始写诗，但另一方面说的其实是他们写的不过是打油诗）。

或许这个时候，哲学能够回到它更早先的历史状况，有如我们看到的，哲学活动曾经是那些精力充沛的外交官、数学家、闲瑕者的副业，并且在摆脱人文科学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时，哲学不仅能够不再依赖脱离资本主义发展下的资助，甚至脱离哲人背后经济支撑的事实，成为人们日常的思想劳动？

更令人哀叹的是，在未来哲学家的散纸包到底是充盈满库，还是空扁破皱，也许还得交给他们一直所大力批判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供求关系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