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找到真相的推理小说：谈安部公房《箱男》｜思兼

上篇〈侦探小说的科学观怎样影响日本推理小说？〉提到侦探小说独有的“科学社会理想”，“推理”这名字也反映著这点。与此同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二战前后，由于对科学本身的质疑，当时侦探小说必须要揭露“真相”这点受到动摇。来到七十年代，由于社会派推理浪潮兴起，以及反推理的倾向越趋明显，催生出安部公房的奇特作品《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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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于1924年出生，原籍为北海道旭川市。他父亲于东京行医。其父后来到满洲国任教，随行的他成长大部分时间于满洲国度过。1945年日本宣布太平洋战争无条件投降后，翌年安部公房“引扬归乡”，此后居于东京。在他的小说写作生涯中从来谈及过这段经历。

安部公房曾有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1994年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致辞时曾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非他莫属。”在2013年，日本读卖新闻访问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亦曾经提及安部公房只差少少就得奖。在安部公房的写作生涯中，因为他独特的流徙经历，存在主义、奇幻、超现实等写作手法贯穿著他早期的文学作品。例如芥川奖得奖作《墙——S·卡尔马氏的犯罪》（1951）就是类似卡夫卡《变形记》的故事，写主人公变成一面会生长的墙的经过。此外，他在各种类型文学亦有建树，尤其是科幻小说。他著有《R62号发明、铅之卵》（1956）、《第四间冰期》（1959）等科幻小说，以及评论文章《科幻小说的流行》、《难以名状的科幻小说》等。

《箱男》的坦白是种角色扮演吗？

《箱男》则是他试验推理小说的作品。此书于1973年写成。“箱男”并不是故事主角的专名（proper name），而是泛指所有在“一个从头上套下来，正好遮到腰部”的纸皮箱中生活、行动的人（群），同时也是叙事者的自称。“箱男”代指在社会中低下阶层的无名氏。随著剧情发展，故事会出现多个曾经成为“箱男”的角色：包括一开始的箱男；以气枪射击箱男因而变成箱男的人，假装箱男的人，以及假箱男的上司军官。这处理模仿低下阶层在社会里面，总是以统整的社会问题、或者社群去被了解的状态。

作为叙事者的“箱男”也知道，他必须要非常自觉写作的状态。他的日记其实也就是他对世界的供词与遗书。正正因为他的身份处于这种匿名、与其他“箱男”混和的状态，他对自己会留下的日记本应该写甚么相当自觉：他执著于“字迹没有丝毫改变”，也向读者坦白“写的我与被写的我之间令人不快的关系”。然而，在他极度想在写作过程之中保持同一性，以及对读者坦白的同时，他的日记就脱离了单纯的记录，而更接近文字／叙述的角色扮演；反而变得更不可信，让人觉得他为了扮演别的“箱男”而要展现出某个角色。

故事后期伪箱男也加入这种扮演，他准备了与“箱男”一模一样的笔记本。在故事中，他也加入了与一模一样的启首语，这启首语在此书第一页已出现过：

“这是一份关于箱男的记述／

我现在在纸箱中——是一个从头上套下来，正好这道腰部的瓦楞纸箱——开始写这份实录。

此时此刻，箱男，也可以说是我本人。”

这章以写作上极其罕见的第二人称写成。一开首就将读者置换成伪箱男：“现在，你正在写著供词。”我们无法知道他在甚么场景被盘问，可能是警察，可能是箱男对伪箱男的盘问，也有可能是箱男为了维持自己写作的真确性的心理剧场。

故事有很大部分“箱男”的自述，而不是自白。有别于一般推理小说，故事中并没有传统推理小说中为读者解说案件发展的侦探角色，换句话说：故事中并没有真理。读者变成推断故事发展的唯一权威。有关查案的困境在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萝莉塔》（Lolita）也有出现过，《萝莉塔》这本书大部分是主角韩伯特自己的剖白，虽然他在文本内表达对《萝莉塔》极为诚恳的感情，但正正因为这剖白同时也是他面对法庭审讯前的演练，这逼使我们除了扮演读者外，还代表著潜在的法官与陪审团。

《箱男》对文体类型的挑战

刚才提过“供词”、“自白”等文体类型，我们可以见到安部公房透过再塑造“读者－文本－叙事者（作者）”的关系，产生了相当有趣而狡猾的设定。对作者而言，其中一个最有效控制的方法正是文体类型。当中又以法律文本最让人感受到当中的权力关系。当部分人把福柯（Michel Foucault）错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时，他正正指出“论述”的构成本身就有各种方式限制文本可能的诠释，指出文本意义的中心范围仍然存在。

就以“供词”这类法律文件为例，它建立、流传的程序，以及取得的方法巩固、或限制它的可信性：美国法律著名的“毒树果实理论”强调，大部分透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都可循此原则被排除。又例如在普通法法庭中，即使当事人可以自辩，但由于律师对于案例以及其判准熟悉，比一般人容易在论述游戏中取得优势，因此比较少人会选择自辩。

因此，针对文本诠释，我们或多或少受到它本身传播的方式（媒体），以及它文本撰写的方式（文体）所限。在上面提及过的供词，〈C的供词〉、〈C的故事〉、〈供词续篇〉这个排列方法也令我们得知到C（虽然我们不肯定他是谁）正在对应著供词捏造口供，这点也是针对著文本（论述）的特质才能出现的对应画面。

上文谈到“箱男”对自己是否能够保持同一性非常自觉。这种自觉除了在他对自己笔迹的重视可见，亦在他对不同媒体与文体的操纵中反映。在〈有关封皮背面所贴照片的几点补充说明〉中，他按照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对于狙击手身份的初步推测等栏目，点列式地逐项报告以求加强自己日记这本证供的可信性。在印刷本上，读者甚至可以看到栏目与内文所用的字型并不一样，可谓一丝不苟。

以日记本为中心的叙事亦影响我们判断，在〈写在其他纸上的三页半补充〉中，我们或会凭借对笔迹截然不同的态度判断是否“箱男”，在那一章刚开始括号内写著：“（不光是纸不同，由于第一次使用钢笔，字迹也明显不同。不过，反正会有甚么人给誊写到别的笔记本上，那样一来，纸和字就能同一了，根本用不著太神经质。）”《箱男》这书很接近反推理小说的原因，正正是我们必须每次打开新的证据都要重新解谜，尝试断定文章是否出自“箱男”手笔，而没有人会告诉你真正的答案。

故事到最后，叙事者说“因为线索多的话，真相也应该和线索的数量同样多。”虽然“箱男”开始时拼命想要保持他的独特性，以防被杀而无迹可寻。然而，小说最后一句“救护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时，似乎有人遇害时，故事却暗示他反过头利用“箱男”匿名、无法区别的特性。社会中的完全犯罪正正在于匿名以及不信任，这才是《箱男》这小说让人不寒而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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