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中的第一个凶手，竟然不是人类？｜陆鹿

君不见，“福尔摩斯”近乎年年归来——从2010年开始热播到2017年的BBC电视连续剧《新世纪福尔摩斯》，没有猎鹿帽也没有放大镜与烟斗，由Benedict Cumberbatch扮演年轻俊朗的福尔摩斯贴上尼古丁贴片，GPS、互联网、手机样样使得得心应手；英美合拍的电影《福尔摩斯》2009年上映时票房大收、2012年再上续集，由Robert Downey Jr 扮演的福尔摩斯操著美国口音，衣著打扮与言行举止就侦探而言，似乎更接近浪漫多情的诗人浪子。

究竟是甚么原因，让这个几乎与“侦探”与“推理”等名的男子，多年以来魅力不减呢？更深入的发问是，近年以推理作品改编的大众电影上映不绝，究竟会是甚么让“推理”这个类型经久不衰，始终能够在不同的类型创作中突围而出，源源不绝地吸引著观众的注意呢？或许大家可以先追寻“推理”这个类型的诞生过程，追本溯源过后，再来思考“推理”的魅力之源。

推理的诞生：由爱伦波到柯南道尔

众所周知，公认为世界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841年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居住于巴黎莫格街的一对富有母女被凶残地杀害了，家中的贵重财物完好，可以排除入屋行劫的可能性；无人直接目击凶手的容貌与作案过程，只是听到凶手说著语系不详、字义不明的话。凶案最后由叙事者“我”的朋友——一个“为其智力而自豪，乐于难解释疑的脑力活动”，并且“迷恋黑夜”、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候与“我”一同出游上街的度潘（Dupin）破解。

而这宗开天辟地的推理悬案，凶手竟然不是人类！度潘最后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不属于人类的毛发与指纹，结合其他种种证供，发现凶手实际上是一只从冒险家家中出逃的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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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的小说，奠下了推理小说文类的基本要素：突发的死亡事件、离奇的未解之谜、一个具有超乎常人的敏锐观察力与逻辑思考能力的破案人、指纹毛发与不同人的证供，在结局中迎来串联所有证据的结案解释。

福尔摩斯（Sherlock Homes）的诞生，要比史上第一个推理狂人度潘晚了四十多年——在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87年创作的《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首次登场。故事的第一部分主要由他的同住人华生医生（柯南·道尔本身亦是医生）以第一人称陈述案情，这方面的安排与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颇为相似。在《四个签名》中，福尔摩斯更就侦探与描写侦探的过程，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侦探术，或者说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人们应该用同样冷静而并非感性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你为它渲染上了一层传奇色彩，结果就像是在几何定理当中掺杂了恋爱传奇一样……有的事实可以省略，或者说要把重点显示出来。这个案子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如何从事实的结果当中找到原因，再经过周密的分析与推断从而破解此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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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与愿违，侦探与福尔摩斯模式的结合，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类型的经典，成为可以将不同的背景情致与元素进行变奏、不断重生复归的“传奇”。这或许也是类型（genre）产生的必然走向：所谓类型，正是按照一套类似的规则的行动模式，由此建立一种文化建构的共享观点。

虽说如此，推理与侦探题材依然是历久不衰，无论是“故事新编”式的经典现代化或再生，还是直接的经典改编、再现，现在仍然大受欢迎。原因或许在于，推理与侦探，对于剥茧抽丝、揭露日常表象之下被压抑住的暴力与非理性的坚持，是人们在真实的“日常生活”期待做到、却无法实践的“壮举”；其中反映出的现实的“另一种面向”，那种“奇观式”的呈现，本能地定会捉住观众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