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科学观怎样影响日本推理小说？｜思兼
之前介绍《全部成为F》的时候提到，推理小说设谜与解谜与科学发展有种互惠共生的关系。然而我们很少会讨论科学本身在推理小说中的意义，还有日本是怎样消化推理小说中独特的科学观。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不少读者应对日本在军事、政治层面等的西化都应略有所闻，但是推理小说呢？推理小说又是怎样思考科学与日本的现代化的关系呢？
侦探小说里面的“科学”观
在1946年前，侦探小说在日本还未被改名为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理解的科学与科学本身有一定距离。如果我们重温推理之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开山之作《莫格街凶杀案》续篇《玛丽．罗杰之谜》怎样形容“科学”，就会知道推理世界对“科学”有相当不同的理解：
说起“巧合”二字，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相信纯粹的巧合的。但是世上确有一些奇妙的巧合，即令最有头脑的人，也会为之震惊，从而对那种超自然的存在拍案叫绝，弄得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他们这种半信半疑的心态只有靠“偶然性”学说，亦即“或然率微积分学”的推证，才能扫除。至于这种微积分学，其实仅仅是一种纯数学。因此现在我们来一首新鲜的：把最严谨的科学方法用于思维，来分析最难解释的幻影与幽灵现象。
在侦探小说中的“科学”，即那种基于纯逻辑推理，不经任何实验得出结论的做法。上述引文可见，它的重要性甚至比数学还要高。读者应该会留意到，爱伦坡写《莫格街凶杀案》的时候是1841年。那时候“科学”涵盖的范围远比现今要大。最明显的分别在于：十九世纪末确立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当时同样被视为“科学”，但今时今日不少人会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为“伪科学”或者“文学理论”。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科学”所执著的似乎是更强的解释力，而非更准确的解释。时至今日，科学与社会科学建基于的可证伪性（Refutability/Falsifiability）——科学结论必须容许逻辑上的反例存在的知识论假设则要到二十世纪中叶，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确立。
越接近我们认为是本格派的推理小说，它就越趋向早期侦探小说所希望达成的绝对因果推理。换而言之：侦探正是科学逻辑权威的展现，他指出的真相必定是罪案事实的全部。在侦探所揭露的真相中，罪犯的状态是该故事的唯一原因：犯案的是谁，他如何犯案，而不会提更多他为甚么犯案。侦探很少对犯罪者带有怜悯。这点在《莫格街凶杀案》中特别明显，正因为犯案的是动物——一只出逃的猩猩，塑造牠犯罪的社会脉络变得没有意义。
文学研究学者莫瑞蒂（Franco Moretti）指出传统侦探小说在建构某种“科学社会理想”：将所有社会中的事物都归结于某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只跟犯案者有关，侦探行使的正是这种社会中的理想——推理正是基于纯逻辑的思考方可成立。因此，社会具体状况如何让人做某些行为就变得无关痛痒；甚至可以说，社会因为治愈了离群者而重新恢复正常。有病的个体成为中心。社会只是大背景，在故事推进中并没有扮演太多角色，这种前设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本格派的小说里面可以只取形式地围绕密室、公馆等远离社会的建筑物，就创作出这么多推理小说。
日本无条件接受侦探小说的科学观吗？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科学等于进步。我们可以从早前康凌所写的《药不能停：谷崎润一郎、维生素与殖民史》中略知一二。康凌指出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中，注射维他命B保健的做法蔚为风潮。从这风潮可见营养科学深入到大众文化，并广为接受。
放诸推理小说在二十世纪前半日本的发展，我们却看到不少暗涌。一方面，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推理小说提供了与传统诉诸神秘以外的现代化理解世界的角度。但在另一方面，推理小说亦担当批判“科学”，及其所象征的现代性的角色，日本现代化经验里面亦包括以科学或战争动员之名对人体的残暴对待等。
点击图片查看更多当时的侦探小说
批判“科学”的先锋作品代表包括：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以及小栗虫太郎的《黑死馆杀人事件》，以及《完全犯罪》等作品。前两本与中井英夫《献给虚无的供物》被誉为“日本推理三大奇书”。梦野久作与小栗虫太郎的故事中，同样出现了“疯狂科学家”的形象。然而，批判“科学”的先声却是作家小酒井不木，他同时是生理学以及血清学专家。他在1925年首先撰文《科学发明的威胁》，质疑由当时九州帝国大学精神科教授榊保三郎提出的长生不老药原料的可信性。之后，小酒井不木在1929年遗作《斗争》中描述企业家北泽荣二因为两个学派的斗争而死的故事。其中一个学派的代表狩尾教授因为急需科研上的突破，将北泽作为人体实验对象，最后令他自杀身亡。相类似的学派斗争在《脑髓地狱》再次出现。这种将科学成果，以及个人的名誉放得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伦理危机，大概可以概括当时日本推理小说对“科学”的戒慎恐惧。
除了直接批判“科学”外，江户川乱步在《二分铜币》里面则是取笑侦探作为“真相”代言的角色。故事中松村武与“我”从买香烟找来的两分铜币里面，发现一张密码，经过松村解码后，认为是之前报纸所报导之绅士盗贼的藏金密码。松村武经过一轮推理之后，推断出真钞收藏在玩具钞制造商那里；意想不到的是，所有钞票都只是“我”的恶作剧。松村武作为侦探的角色，瞬间被“我”所瓦解了，而整件事根本与绅士盗贼的案件没有关系，只是两个人斗智的经过。至此，早期侦探小说的“科学社会理想”被打破，侦探小说也可以是很琐碎的日常事件。
时至今日，有关不同的“科学”与推理小说创作之间的张力依然。推理作家岛田庄司在一九九四年提出的《新本格宣言七原则》中，特别提出“先进的科学搜查也不能够进行”这点。我们可以见到科学在作为文学修辞时，与现实中科学运作之间的冲突。他透过限制以科技查案，来突出推理过程在故事谜题推进当中的领导地位。在最近几年，岛田庄司亦曾经表达对“推理科幻化”的忧虑。然而，观乎推理小说的发展，“日本推理三大奇书”均建基于一定程度的科幻；对于推理与科幻的进一步糅合，我们是否可以从容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