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跨越两千年的“大辩论”| 周九泉

“格物”可能是中国哲学最大的一淌浑水，自古以来这两个字的解释都莫衷一是。不过，“格物”素来被视为儒学的核心，因而没有“和稀泥”的空间。时至今日，“格物”仍是学术论文的热门题目。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圣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当中列出了著名的“八条目”，顺序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是中国最早的“全人教育”，而其教学理念始终不离八条目，所以《大学》是儒学最精辟、圆满的表述。儒家认为一个人只要逐步落实八条目，便可以超凡入圣。

关于各家各派对于“格物”的解读，网上已有大量资料，我不必一一重复。本文旨在把历来一些主要见解归纳起来，使初入门的读者能以最短的时间，鸟瞰这场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大辩论”。我的归纳方式是“两个问题，三种观点”：

问题一：前后倒转

现知最早为《大学》做注解的人，是东汉的郑玄。郑玄把“格”解作“来”，“物”解作“事”，“格物”即当来之事。他认为“格物致知”就是善人会招来善的事物，恶人会招来恶的事物。若然一个人真的做到“致知”，便会懂得如何“格物”。

郑玄的解读几乎肯定是错的，其问题在于先“致知”、后“格物”，次序倒转了。在解读的时候，务必注意先后次序，凡是不符合次序的解读都不可取。

问题二：混为一谈

宋儒程颐是这样说的：“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可见程颐对“格物”和“致知”的解读就是两者没有太大分别。

朱子的“即物穷理”可谓史上最著名的解读，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所谓“即物穷理”即透过具体事物去通达抽象的道理。朱子一生的修学态度便贯彻了这种观点。他读书非常用功，而且追求读书的数量。他相信读书就是道理，所读的书愈多，知道的道理便愈多。假如朱子生于现代，他未必成为哲学家，但肯定是一位出色的学者。

虽然程、朱的解读历来被视作正统，但最明显的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无法说清楚“格物”和“致知”有何分别。其余六条目都有独立的内容，故不难推断“格物”和“致知”也应该有其各自的内涵才是。

观点一：唯物观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锋头盖过儒学。一些儒者为了“辟佛”而把自家的学说唯物化，借此与佛家比较“玄虚”的般若学说区分开来。般若学说多谈“空”和虚无，不合程、朱的口味。不难想像，当程、朱看到“物”这个字，便自然产生好感，于是采用了褒义的解读，致使“格”得出“穷究”的意思。

佛家也有谈及“致知”的道理。他们认为般若智慧是正确的认知，僧肇的《般若无知论》便这样说：“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意思是说：世人一般的“知”都是有对象的，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知”，有大才有小，有美才有丑，所以这种“知”是有限制的；而般若智慧则是超越相对的，故说“无知”。心中没有大便不知小，心中没有美便不知丑。正是由于这种“无知”能够超越相对，反而可以“一切知”，即准确地认识一切事物。

释僧肇，俗姓张，京兆人。为鸠摩罗什门下著名弟子，著名的汉传佛教理论思想家，将般若中观思想中国化，为三论宗的先驱人物。

程、朱必须把“致知”与佛家的“一切知”分别开来，当中的关键就在于赋予“格物”唯物的解读。

观点二：唯心观

《大学》其余六条目都谈及道德修养的功夫，故此“格物”也许都是道这方面的事情，何泽恒便指出：“然自孔孟以至《大学》本文，似未见有重在探求万物之理的主张。尤如《大学》，自诚正修齐治平，皆主人事，亦未见有诸如万物一本同寓其理之理论。”（何泽恒，〈大学格物别解〉，《汉学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页1-34）

唯心观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他认为朱子的修学态度本末倒置，认为读书之前必须弄清楚读书的目的，而不是在书中寻找目的。比如说，古时候大多数读书人都是为了考科举而读书（今天的香港又何尝不是这样？），陆九渊反对这种观念，所以他不教人一开始便猛读书，而是首先要确立正当的动机。（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59年初版，2002年，页22）

尽管陆九渊一样把“格”解作“穷究”，他却把“物”解作“此心此理”。朱子向外求而“致知”，陆九渊则先向内求，然后才外求以“致知”。唯心观的解读有一个好处，就是“格物”和“致知”不会混为一谈；坏处是把“物”解作“心”，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而且与“诚意”、“正心”有重叠之嫌。

观点三：修心观

而与唯心观不同，修心观依旧把“物”解作外在的事物，但其独到之处在于把“格”解作“防御”或“格斗”。“格物”就是对物欲有自制能力，然后才可以读书以“致知”。宋代的司马光、明代的许敬庵都持这种观点。民国时期，印光法师便这样解释“格物”，在佛教内部可谓“一锤定音”，从此很多法师都如是解读“格物”。

唯物观把“物”作褒义解，修心观则作贬义解，于是衍生出对“格”的不同解读。由于这种观点与佛教的教义相近，被佛教吸收可谓合情合理。但这种观点难免遭到“正统”儒学的非议，以为太过虚无和消极。对此，许敬庵这样回应：“儒者多抱此疑，所以局于俗学而不可破”，并指出圣贤正是心无杂念，才可以成就大事。（锅岛亚朱华，〈明儒许敬庵对《大学》的解释〉，《经学研究集刊》，第五期，2008年11月，页215-226）

以上“两个问题，三种观点”简单概括了这场“大辩论”的要点。最后，我想提出我的看法。八条目可以这样理解：“诚意正心”是君子，“修身齐家”是贤人，“治国平天下”是圣人。换言之，“诚意正心”是“合格”的最低要求了。如此看来，“格物致知”不过是初阶的东西，是针对不能“诚意正心”的人而设的“预备班”。故此，“格物”可以解作一心钻研学问（唯物观），或解作纯正的动机（唯心观）或摒弃杂念（修心观）。无论如何，目的不外乎要人培养专注力，减少拉拉杂杂的无谓事情。今天的儿童教育似乎疏忽了这一点。

如此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古人没有为“格物”留下任何解释了。也许，对先秦儒者来说，“格物”只是儿童餐，并非高深的理论，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会不会是后人捉错用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