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中的两个误区丨周九泉
近年讨论儒学的气氛颇为热烈。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而正好内地官方也打出“文化自信”的旗帜并大谈“复兴”。当然，今天所谈的“复兴”与古时的不一样，但自古以来，中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一次“复兴”行动，总会有一代人相信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相信做子孙的有责任发扬光大。一个“复”字不仅贯穿儒家思想往后两千年的发展，也是诸子百家的共识。
自唐代起，佛教得到官方的护持，朝廷设置僧官制度，对佛教进行系统性管理，但其“外来输入”的本质引起了一些捍卫“本土文化”的知识分子不满。【注1】唐末的儒学复兴运动以韩愈倡导的“华夷之辨”揭开序幕，运动发展到宋明时期又走出了分叉路：理学和心学。笼统而言，学者对这个发展大概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如牟宗三所说，陆九渊、王阳明心学这一脉继承了孔孟思想，因为孔孟最主要的思想是藉“仁”或“心”向上契合天道，即始终以个人作为本体，这与理学所主张的天命下贯而为“性”有著根本的不同。【注2】
第二种是传统观点，也是现在的主流说法，就是以二程和朱子的理学为儒学的正统，并认为陆王心学“太玄”和“佛老”的味道太浓。由于儒学复兴运动最初是以反对“佛老”为基础，所以心学不可能是儒学的正统。如今要复兴儒学，顺理成章必须褒理学、贬心学。（如读者不熟悉理学，可以参阅01哲学李丽珠的《朱熹：理学集大成者》。）
文章：朱熹：理学集大成者（链接）
从这个论点出发，我们看到研习儒学的第一个误区是门派成见太深。首先，古今的儒者都习惯以“佛老”去称呼佛教和道家，不论这个称呼原本是否中性，但在今天似乎已变得有点贬义了，我建议学术界检讨是否继续采用这个称呼。其次，有一些学者以为，既然唐末北宋的儒学复兴是以反对佛教和道家为起点，于是便将这个起点视作重点去宣扬。作为研究思想史的发展，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若将之混杂到儒家思想的传授之中，便有问题了。儒学之所以复兴，与反对佛道这个做法是否合理，当中没有必然的关系。促使一件好事的理由不一定是好理由。再者，宋明儒者对于佛、道的批评，今天看来其实都站不住脚。
孔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好像费希特和黑格尔那样建立起一套思想系统，在中国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墨子。宋明儒者为了打造“品牌效应”而不得不筑起门派的围墙，以突显儒学的价值。这是当时的实际需要，但其实是儒学发展的不幸。历史证明，宋明儒者自设的围墙不能阻挡三教合一的大潮流。儒、释、道取长补短才是真正的正统，否则后来不会出现《菜根谭》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了。综观今天一些学者的治学态度和观点，未免与过去一千多年发展出来的文化涵养相左。若然如此，那个“复”字便谈不上了。对此，矢志宣扬儒家学说的人务必警惕。
例如一位内地学者便这样说：
到阳明这个时代，为儒家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已经不是问题的核心了。这从阳明已经开始讲“三教合一”，而不再强调“儒佛之辩”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佛老思想已经无法跟儒家的正统地位相抗衡了。（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页294）
按常理而言，“三教合一”正好反映了佛教和道家都有道理，儒、释、道都在中国社会扎根，这位学者何以把这种现象曲解为儒学的终极胜利呢？可见门派偏见容易令人背离常理，不可不慎。
不少研究东方哲学的学者可能受到西方哲学影响，觉得分析、比较、逻辑论证才是王道，于是习惯性地把不同的见解对立起来，否则便似不能思辨。虽然研究的方法是一种个人取态，当中难免牵涉个人的喜好，但如果以为以上的态度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流治学态度，这种想法便不正确了。事实上，中国哲学有很多见解都不是从分析、比较、逻辑之中取得的，否则精于此道的墨家和名家一定会成为主流思想。但是，请勿太快联想到西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简单来说，辩证法是将不同的矛盾事物消弭于一个共同点上，例如：国家、民族、主义、神明，即甲和乙可以共存于丙，透过丙来化解甲和乙的矛盾。
东方哲学则不一定存在上述的共同点，其方法是深刻地明白甲是乙亦非乙、乙是甲亦非甲。庄子一针见血地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注3】佛教和道家尤其擅长这种思考方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而佛教说得更明白：“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这种超越了语言逻辑的方式对西方哲学而言是相当陌生的。有趣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新书中，不自觉地运用了类似东方哲学的这种方式去回答“什么是哲学？”，见Agamben, What is Philosophy?, Meridian: Crossing Aesthetics, 2018（留意第27页）。可见这种思考方式有其用处，而不应简单地被误解成“语言伪术”。可是，有人以为儒家学说反对以上“彼此一是非”的方法，这是由于门派之见造成了先入为主。其实儒家也有运用类似的方法，我将在下一节谈到。
接著谈第二个误区。学习东方哲学有一个传统，就是要对古圣先贤有绝对的信心。孔子说：“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注意那个“信”字。古人学习时较少讲求逻辑论证，因为传统教育注重“师道”，一开始要先拜师。没有人会拜一个他不相信的人为师，而一旦拜师后便不应挑战老师。我常举一个例子：古人不会质疑为什么要孝顺，质疑孝顺就等于问为什么圆周不是直线。只有现代人才有可能逻辑地、哲学地提出这类质疑。不过，即使能够逻辑地、哲学地去质疑，但常理会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也就是说，没有完善的论证并非一个可供挑剔的理由。所以，有一些读惯西方哲学的人看《老子》和《论语》时可能会觉得乏味，这是由于信心的根基没有打好，便只好抱著疑心去读了。这样读一辈子都不得其门而入。
因此，读儒家的典籍要窂窂把握住孔子的本意。那是什么呢？答案肯定是教育，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事了。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意思是说：冉求天性迟缓遇事畏缩，所以孔子鼓励他前进；子路刚强好胜，所以鼓励他凡事谦让。孔子认为教育没有固定的方法，不管黑猫白猫，最重要是把人教好。假如有一个人，孔子没有办法教好他，但若那人喜欢学佛或学道，我相信以孔子的胸襟，不会反对那个人去向释迦牟尼或老子学习。现代学者似乎很少想过这一点。
这里举一个例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后人都以为这是孔子谈论人类的本性。后来，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很多后人都被弄糊涂了。宋儒除了谈“性”和“习”，还多加一个“气”（资质之别）。孟子说“性善”是强调“性”的方面，而荀子说“性恶”是强调“习”的方面。尽管看似矛盾，实则用意相同，因为“习”不离“性”。若非人人都有能够学习的本性，教育便无从入手了。说“性善”，是要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被教好；说“性恶”，是要我们知道人人都必须接受教育，这两种说法不一亦不二。宋儒却以为“性”和“习”不足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于是加上“气”；从正面来说是发展了儒学，从负面来说是以自己的方式为性善论辩护，讨论的焦点落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上，而这一点正是先秦儒家（尤其孔子）劝人不要执著的。可见阅读儒家典籍时若疏忽了教育这个基本立场，随时可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注4】
若然儒、释、道真的存在重大矛盾，三教合一根本不可能发生。因此，今人研习儒学不应重蹈宋明儒者的两个误区：第一是器量太小，以为发扬儒学便非要排斥其他学说不可；第二是纯粹把儒学视为一门学问而漠视了它的精神内涵。尽管宋明儒学有其学术价值，但今人实有必要认清当中的问题和缺点，切忌混淆是非或积非成是，以免盲目地接受和传授之。
注释
注1：“护持”是佛教的专有名词，指在家居士供养出家僧侣。尽管有少数皇帝不喜欢佛教（最著名的有唐武宗），但这不妨碍朝廷护持佛法这个历史潮流。
注2：“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是代表中国的老传统——从天命、天道下贯而为性这一传统。北宋诸儒下届朱子实比较能契接这个传统，倒反不能契接孔孟的精神。我们前说孔子暂时撇开那老传统，不直接地从客观方面说那性命与天道，而却别开生面，从主体方面，讲仁、智、圣，开启了遥契性与天道的那真生命之门。……陆王倒比较能契接这一面。”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1963年初版，台北：学生书局，2015年，页70-71。
注3：后期墨家说：“或一是而一非也。”《墨子‧小取》
注4：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荀子说：“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不难看出这两段话的目的不外乎劝人学习。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又说：“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经学理窟‧气质》）简单而言，张载执孟子的“性”而把荀子的“性”视作“气”。虽然他的看法与孔孟基本一致，但他基于“气论”而引申出学习的理由是“质恶”（气质恶劣）和“善反”（回归善的本性），一方面可以说他对教育的论述比孟、荀更有层次，但另一方面则可以说他对教育的理解比先秦儒家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