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恶不作恶（十二）：恶与现代哲学｜曾瑞明
前文说过，哲学的理论会影响我们对恶的看法，二十世纪种种大恶又是否倒过来影响人们如何从事哲学呢？
美国女道德哲学家尼曼（Susan Neiman）在其著作《邪恶在现代思想︰另类哲学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就持这样的一种见解，我们要了解哲学史，就要从恶的角度理解。透过恶，我们会对现代哲学有新的看法。恶的问题，成了解现代哲学的一条锁匙。是哲学，不只是伦理学，而是整个世界观，包括认识论和形上学。
没有了自然邪恶
这讲法不可谓不惊人，尼曼还要由哲学史中去了解整个恶的问题的改变。她由里斯本地震开始说起，因为商贸与地理位置的关系，葡萄牙的里斯本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由巴西殖民地运来一批一批的黄金，可以想像那是如何的纸醉金谜。但在1755年9 月1日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整个城市被破坏了，财富蒸发了，艺术品消失了。这场自然的邪恶（natural evil），令西方的正神论被瓦解，信仰被质疑︰上帝为何创造这个世界但又不让它完美？即使葡萄牙人犯了罪，但他们值得这种惩罚吗？但对于畏惧的人来说，地震只会加强他们的信仰，他们更敬畏上帝，不敢造次了。
这时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用科学理解自然，当时仍然藉藉无名的学者康德就是个中例子。他写了几篇关于地震和火山爆发的文章回应里斯本地震（在学术高度分工的今天，很难想像！）。如此厉害的地震，真好像是上帝的震怒和惩罚，但用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不过是版块移动，这位同样任教地理的哲学家，就用硫和铁自行制制造地震效果。像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世界没有例外，只有一般的自然律则。当自然邪恶不再纳入恶的范围，我们就将邪恶聚焦于人上。是的，人有自由意志，他才是恶的根源，当然他也可以为善。这种将自然的恶跟道德的恶彻底分开的做法，标志著现代性。但在奥斯威辛（Auschwitz）发生后，这种巨大的恶令我们吓呆了，哲学家们只能沉默。
笔者最近看了《夜》，才明白集中营的恶是有多大威力令我们失去我们对上帝与人类的信任，作者维瑟尔说︰
为甚么？为甚么我要赞美祂？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反抗，是因为祂让无数的小孩葬身在火坑里？因为祂让六个焚化炉日以继夜运作，就连安息日与节庆也不停歇？
奥斯威辛之后
这当然是人作的恶，但上帝始终保持沉默。尼曼问，我们其实有没有可能避免邪恶发生，该如何对待过去发生的大恶？当代发生的邪恶似乎只令我们无助。由里斯本到奥斯威辛，道德的领域已由全宇宙缩窄至人类，但人类却是如此的邪恶，我们最决绝的道德态度，就是这世界根本不道德，但我们又可以去哪里去？康德不是说我们作为理性的存在是价值的源头吧。我们可以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生存吗？我们可以如何跟自己相处？无家可归（homeless）可说是当今哲学的命题。
尼曼又指出艾希曼的审判显示了人们所作的恶跟其内在动机已不挂勾。 “Evil requires evil Intention “已是明日黄花。常人跟恶人可以没有两样，我们只能由你做了甚么来判断。这样的话，怪不得卡缪的《瘟疫》将纳粹看成是一种传染病，人的恶反而变成自然现象，跟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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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令恶变得更难以理解，在国家机器这大制度里，权利的保障也是要靠国家。但当国家有邪恶的行为，并以民主和法律之命行进时，人们似乎难以独立独行。很少普通人愿意玉石俱焚，损害自己去制造邪恶。但却有很人愿意在一个大制度里做一个小机件，去推动大恶——即使他们本身也不愿看到大恶。他们作恶只是工作一部份，回家就父慈子孝，做上帝的好信徒。
法兰克福学派尝试说明为甚么会变成这样。根据他们的中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奥斯威辛的发生其实是内在于整个西方文明，这可由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开始说起。这样看，人人都是共谋，但无人可以改变。于是我们良心最多只能内疚，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人们都弄不清法兰克福学派能不能谈超越，阿多诺只说奥斯威辛不可重复是一律令。但当无人有信心超越恶时，人们开始对恶不作声。尼曼指出在十九世纪人们还会就罪恶问题有一个立场，如果没有的话，人们甚至会质疑你是不是哲学家。现代哲学呢？当代分析学派似乎未有关注恶的问题，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也未有提到邪恶，有关邪恶的讨论，也放在渐边缘化的宗教哲学上。
但恶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尼曼举了几位哲学家来阐述他们如何回应这课题，罗尔斯是其中一位。尼曼是罗尔斯的学生。罗尔斯即使企图只谈政治，不谈形上学，但他将所有“偶然性”（contingency）排除，去建构理想的社会。尼曼认为，这也是因为世界已不能保证有正义存在。只有在理性的世界，或者我们将社会看成理性的领域，我们才能跟社会调和。“无知之幕”就是设计来让我们摆脱各种偶然性，包括出身、种族、阶级，去设计一个社会结构。尼曼留意到罗尔斯也关注哲学史，他就出版了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和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当中，他对黑格尔的看法相当认同︰政治哲学是用来平息我们对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她告诉我们如何可从哲学观点理解，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社会如何理性地发展至今天理性︰ “When we look at the world rationally, the world looks Rationally back”.
大阔了吧的恶
尼曼并不只是描述，她对恶有特定的看法。比如她认为我们不能将恶分大小，也不能衡量它们。说一行为是恶的，就不可能有甚么平衡。恶能分辨，但不能比较。
尼曼也将恶取代了理性问题，应该不应该，如何证立都是恶的问题。哲学当然牵涉理性，哈贝马斯甚至说哲学是理性的捍卫者。哲学是做证立的工作，但世界发生的事情如何理解，却不是哲学的专利。尼曼把哲学理解为 “making sense of things”，其实是预设了用理性来理解不理性的世界，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
对于尼曼来说，每一次我们将应该发生和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跟现实并看，我们都是跳进恶的的问题，也未免夸大了。形上学家Peter van Inwagen在《恶的问题》（The problem of Evil）反对尼曼说有一总括性的恶的问题（overarching problem of evil）。上帝与恶的问题是一种问题，跟恶的存在危及意义是另一种问题。用日常的语言来说，尼曼谈的这只是理想跟现实有差距，而且恶也只是其中一种不应该发生的事；另一方面，不一定用理性的角度去理解恶，我们就不会失望反而澄明︰人就是不理性地受心理因素、社会压力、或者生理因素去做恶的事。就像地震一样，人有恶性是我们不能阻止的，但建造更稳固的房屋或天桥，或能令伤亡较不惨重。哲学家继续建构理想的理性世界，可能只是另一种沉默，喋喋不休地对恶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