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恶不作恶(十一):佛洛伊德和尼采的恶丨曾瑞明

撰文: 曾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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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为求生意志佛洛伊德认为性欲(libido)作为本能,当中有生的欲望,也有死的欲望,“死去活来”这形容也实在太神了。我们不只想生,也很想死。攻击、作恶其实都是生存的必须。佛洛伊德就说“在现实里,没有清除罪恶这回事”。要么,伤害他人,要么,我们就会自毁。康德说我们的行为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佛洛伊德说不是的︰这是生与死的问题。佛洛伊德当然不是伦理学家,甚至可称得上是对道德怀疑论者。在他的名作《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的最后一章〈图腾在幼年的回归 〉(The Return of Totemism in Childhood)就最能描划道德律令与社会的冲突。“不要杀人”是硬道理吧?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家柏菲特(Derek Parfit)甚至会说这是普遍律则,在不同星球都会适用。

佛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但在原始部落,依这律则却有可能灭族︰一个专制的父亲,将族中所有女人尽揽,并将所有年轻男子,包括自己的儿子,都赶离部落。儿子对父亲又爱又恨,又惊又怕。当他们长大了,终于不再做奴隶,杀死这个可恶又可敬的父亲。儿子竖立图腾,纪念这位父亲和这宗“罪行”,族人就此图腾成立仪式,慢慢成了宗教,成了庆典——为的是安抚人们的罪疚。在道德高地高姿态地否定恶,对佛洛伊德来说,意思不大。人生存的欲望不会消失的。而事实上,我们也并不一定对暴力或者侵略深恶痛绝。“和理非非”有特定应用范围和指定对象。一个示威者推铁马是非常暴力,带兵占领其他国家领土,杀敌百万,则随时是国家英雄。可以解释的是,后者让我们感到生存不受威胁,得到保护。前者则挑战了我们内化在心中的秩序,威胁了我们心中的安稳感。我们这些“文明人”,因秋风起的几滴鼻血弄得洁白的恤衫如白雪寻梅,我们都会感到浑身不舒服,不能见人。这时候若同时播放华格纳的音乐,那种文明的傲气更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是那些嗜血的禽兽,我们是讲道德,讲道理的——血跟我们不相干。

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德国音乐家,以歌剧闻名

我其实残酷如果我实实在在的残酷呢?这是我的实然,我就是残酷。尼采追溯“历史”,指出我们往往在围观行刑时得到快感和快乐。鲁迅弃医从文,不也是在一次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其实正是要将西方启蒙的价值观移植至中国,由部落文化改为理性文化。不过,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事情并不一定是中国人种族低下的解读。因为西方其实也一直嗜杀和残酷。还有,鲁迅可能只感到中国人的麻木,但未感受到在场人仕可能有的快感。“看到别人受苦,我就开心了。” 这当然是要对人性的黑暗有深刻观察。问题在于当我们有这心理事实,会用甚么方式去回应。若无其事?尼采说你倒活得自在(尤其是如果你是强者)。但当我们道德化,智性化整个世界观时,我们被指令要接受︰ 你应该感到内疚(guilt)。 尼采也不是要我们杀人如麻,但他要我们正视道德的根源是一群弱者的把戏。他说︰“牧师是最邪恶的敌人,因为他们最无能。”他们不能在体力上打败强者,唯有将自己的仇恨放在心里,并用精神胜利法,将对手的强说成弱,将对手的强说成恶。这种恨的内化是对人的精神极不健康的。尼采在《道德系谱学》第二论文指出,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正是要我们由对别人到对自己残酷。我们以为这种道德体系能让强者反被弱者操纵,但同时将悔疚内化后,却也扭曲了我们人的本然面貌。我们将行刑、酷刑的欢快也不并抹走,只得虚弱兮兮的“好人”,老是等著上帝看看我如何受苦。我们甚至企望世界真能颠倒︰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 Let the blind say, 'I can see'

尼采《道德系谱学》(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小心超越善与恶 不过就算接受人类实然如此,是否等于应然如此?尼采和佛洛伊德是否歌颂暴力和嗜杀,甚至为战争背书? 必须注意,尼采也承认“超越善与恶”这口号是危险的(不过他也危险地将“怨恨的典范”指向犹太人)。但有两个理由可以将两位哲学家去危险化。第一、他们不是高举暴力的好,而是指出理智化、智性化了人类,其实只是逃避问题,逃避自己嗜血的阴暗面。 尼采说即使康德的定言律令也有血腥味。为甚么?想像一下,如果“不要说谎”是定言律令的代表,我们可以问这律令重要还是人重要?“如果你不说谎,我就这40个可爱的小孩子杀死。”“我深表同情,但无可奈何,不能说谎是定言律令。在任何时空都要恪守。”无情,铁血,却是启蒙运动哲学家的领袖人物的哲学把戏。 第二,我们是否可以不用概念和意识型态去包装自己,而让人类直面自己的残酷。是的,我是要看到你输才会快乐。我们是否能设计一些游戏和制度去让我们这种“天性”得以发挥,而且不用内疚。这是有没有替代品的问题。记得高桥阳一的《足球小将》,踢遍天下无敌手的戴志伟曾经说足球是用来替代战争的最好工具,这是一例。 尼采和佛洛伊德实在不好读。都太容易断章取义,太容易各取所需,太容易只看到字面意思,但也太流行——故不宜超译,不宜作为名人隽语,他们写的。其实是给哲学家看的︰对现代道德不要太深信不疑,不要只看人的理性,不要只懂制造罪疚的道德。直面我们自己的“邪恶”吧,那才是真正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