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讨论】全球暖化 吃肉或常外游者要背负道德责任吗?

撰文: 香港01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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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文台上月(11月)发布的天气数据纪录显示,全年酷热天气总日数,以及7月和10月的平均气温均为有纪录以来最高。另外,截至11月为止,亦有多项香港天气打破纪录;天文台台长岑智明更以“诡异”两字形容近月天气。
事实上,我们已可以把香港的“诡异”天气视作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其中一个影响。“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亦已搜集大量证据证明“人为气候变化”的存在。直白地说: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转变。
撰文:黄柏恒(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对不同地区带来强烈影响,岛国及沿海城市有机会被上升的海平面吞噬。(Getty Images)

全球暖化对香港或者只会带来更多风球和更短的冬天,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将对不同地区带来强烈的影响。例如岛国及沿海城市有机会被上升的海平面吞噬,全球粮食供应亦会因极端天气而失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指出,全球暖化和工业形式进行农业等因素,会令可供耕作表土在60年内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整体影响会是坏多于好。

全球暖化,个人有责吗?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问题,各国政府亦竭力制止气温继续上升。于11月4日正式生效的《巴黎协议》就是各国合作的最好例子;而此《协议》亦同时反映并证明事态的严重性。

纵然“人为气候变化”在科学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人否定这个说法,当中包括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早于2012年,他就曾经在Twitter把全球暖化描述成一个“中国人制造的骗局”。

社会上大部分人讲求并相信科学证据,并按事实接受“人为气候变化”。否定气候变化者大多为反科学人士,或因气候变化的既得利益者,如煤炭、石油业等需要产生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行业,定必承受减排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在否定存在有气候变化的意见间,有“语言”和“行动”两个维度。大部分人虽未赞同特朗普的气候怀疑论或与之相似的说法,但他们平日的行为与气候变化否定者没甚分别: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尽是些导致气温上升的行为,如吃肉(生产肉类的过程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外游(飞机在航行过程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如果他们并不赞同气候怀疑论,我们又要如何解释这种“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

个人责任,可以用量算吗?

就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可以从哲学家Walter Sinnott-Armstrong于著名的论文《It’s Not My Fault: Global Warming and Individual Moral Obligations》中所提出的两个论证得到些重要启示。

Sinnott-Armstrong认为,个人没有义务改变生活习惯,以减少由行为对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他认为,吃肉或外游等个人行为,根本不能引致全球暖化。首先,无论我是否吃肉或外游,全球暖化还是会发生。而就算我吃肉或外游,亦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行动就可以引致气候暖化。因此,Sinnott-Armstrong认为,个人行为既不是导致全球暖化的必要条件,亦不是其足够条件。

实际上,只有大量产生并排放温室气体,才会带来气候变化,对地球造成伤害,例如工业活动或燃料汽车。

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温室气体本身对环境并无害处;某些温室气体甚至对环境有益,例如小量的二氧化碳就对植物生长有所帮助。所以,就算我们真的吃肉或去外游,这些个人行动并没有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亦因如此,Sinnott-Armstrong认为个人行动根本不足以对环境造成伤害。

以上两个论证,为我们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出现的“言行不一”,提供了很好的解释。纵然我们相信气候变化的确发生,但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对气候系统影响微不足道:一来,我们认为个人行动根本不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成因;二来,我们觉得个人行动根本不会为环境带来伤害。

气候变化,挑战了伦理观?

无论我们是否赞同Sinnott-Armstrong的论证,它确实清楚展示了气候变化,对我们日常的道德考量是构成挑战。亦由于此一挑战,另一位美国哲学家Dale Jamieson认为,我们必须修正以“个人”、“因果”为主导的日常道德概念,才足以应付气候变化的伦理问题。

比方说,由于气候变化并非个人行动的后果,在说明气候变化背后的道德义务时,我们更需要一个以“群体”为主导的义务观。如上文所述,虽然个人行动的确不足以引起全球暖化,但我们一般会将责任指向常常吃肉或外游的“那伙人”。换言之,全球暖化可理解作一个群体的共同行动所引起,因此亦应由这个群体背上道德责任。

当然,要如何界定一个“群体”的成员,亦是一个困难的哲学问题;但以“群体”为主导的义务观,的确可以给我们另一种思考方向。

同样,由于个人行动等单一成因不足以导致气候变化,那么我们亦需要考虑取代单以“因果”为指标的道德思考方法。

例如在考量气候变化道德责任的过程中,我们不再单纯以“谁导致(cause)全球暖化?”作为标准,而是以“谁有份推动(contribute to)全球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