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足日与夜.谢东尼2】本地领队难生存 老细足球被时代淘汰?

撰文: 袁志浩
出版:更新:

上一辑我们从前宝路华领队谢东尼(Tony)的口中,认识了领队(Manager)跟主教练(Head Coach)的分别,也分析过“领队集权”跟“分工”两种管理模式的好坏之处。可是若将背景放在现今港超联又会如何?港超联部分球会虽设有领队或足球总监一职,部分却只属“名誉”性质,主教练多掌管球队实际大权。而“老细足球”在本地球坛中也始终挥之不去,谢东尼怎样看这些“特别”的管理模式?

综观全个港超,从架构上来说,杰志跟东方龙狮两支班霸最接近“分工”的管理模式。杰志设有总经理、足球总监及副足球总监等职位,为主教练施利斯高域分担青训发展及买卖球员等工作;至于东方则设有四大总监,分别是执行总监、副行政总监、会务发展总监及技术总监,是管理架构分工最仔细的球会之一。

不过,东方正是由主教练李志坚兼任执行总监,而和富大埔跟香港飞马也有类似情况,足球总监由主教练冯凯文跟文彼得同时出任。

杰志今季主教练一职由前南斯拉夫国脚施利斯高域(右)担任,朱志光则留任足球总监。(资料图片/卢翊铭摄)

东方龙狮四大总监(按图放大)

球会成立制度前,要先想想是否合适,队内又有没有足够人才去做?
前宝路华领队 谢东尼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港超球会有各自喜欢的模式,没有一定的对或错。”Tony由始至终都认为“捉到老鼠便是好猫”,但他指球队必须对制度进行反思,“分工模式增加了很多职位,主教练的角色跟总监可能会有冲突,成立这制度前要想想是否适合球队?队内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去迎合?”他又表示成绩会自然反映一切,“若球队成绩欠佳,不应先谴责球员及教练,这证明制度有问题,球会要拆件逐样分析。”

谢东尼忆述当年经历,他认为制度的成败会从成绩中反映。(袁志浩摄)

谢东尼于1970年代初加入新闻行业,曾任突发记者、体育记者及编辑,一度服务于英文星报、英文中国邮报及英文虎报等报章工作,期间在星岛日报撰写足球专栏,被誉为“70年代最佳球评家”。他于1981/82球季接受班主黄创保邀请加入宝路华,成香港首位职业球队领队,带领宝路华3年内共夺得6项锦标。谢东尼最近出版新书《足球的乐趣》,以轻松手法展示足球深层意义及其内在的艺术精神,“这不是批评或讲述历史的书籍,而是希望以另一种形式跟球迷沟通。”

谢东尼曾于1981至1984年间,曾以领队身分带领宝路华6夺锦标。(受访者提供)

港超“领队”受重视程度较低

纵使“领队”角色在英超等港人追捧的联赛中盛行,在港却普遍不受重视,现今10支港超球队的主帅,全数在球会中都获主教练名衔。

其中部份球会设有领队一职,如佳联元朗的吴国雄及飞马领队伍润泉,前者于元朗季前开操仪式也有亮相,但并没直接参与球队事务;后者则曾任职电视台监制,今季向管理层自动请缨上任。据飞马会方表示,伍润泉日常主要负责联络及行政工作,包括向管理层汇报球队情况、跟教练传达管理层讯息等;并监察球会财务状况,为球会集训搜集资料及安排,惟较少参与场内部署等决策。

至于和富大埔,领队张琦角色以“赞助商”成分居多,甚少参与球队训练及决策等工作。而球队中有另一“Manager(经理)”冯玉麟,负责行政、安排日常操练及寻找赞助等事务。至于冠忠南区领队贝可泓,则对足球界认识较深,他平日经常参加球队操练,协助主教练郑兆聪。从此可见,本地球坛均以主教练为主轴,领队只是辅助角色。

伍润泉(右)本来是电视台监制,今季担任飞马领队(香港飞马提供)
冠忠南区领队贝可泓(左),曾担任球队助教及另一支球会公民的教练。(冠忠南区提供)

这情况背后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因为香港球会规模较细,“领队”跟“主教练”工作相差无几,部分球会主帅在训练以外可负起的责任不多。而香港球会的管理层跟主帅有一定的信任及沟通,给予对方足够空间,也会详细考虑彼此意见,令“领队”出现的需要性大减。

有外国媒体分析指出,领队需以较强硬手法去管治球员,就如前曼联领队费格逊一样。正因领队需要非一般的强人形象及领导能力,非任何人也合适担任。即使教练是球员出身,在战术上能凭经验助球队踢出成绩,但这些知识对管理全队球员反没太大帮助,所以在香港球坛甚难培养出一位真正的“领队”人才。

冯嘉奇出任过英超球会伯明翰的财务总监,他曾在2017年出任理文领队。(资料图片/陈嘉元摄)

冯嘉奇仅任理文领队一季 本地波难避免老细足球?

拥有香港大学运动科学及康乐管理学士学位的冯嘉奇,2017至2018球季便曾出任理文领队兼行政总裁,球队当时采用英式领队制,设计训练教案予教练团执行,是近年本地波中仅有例子。不过理文当年最终未能染指任何锦标,联赛也只能在10支球队中位列第8。冯嘉奇最终在该季后离任,球队翌年转以陈晓明出任主教练。

成绩,一直是港超球队最大的追求目标。始终在欠缺资源的本地波环境下,球队觅得赞助商已甚为艰难,加上港超球队难有稳定收入,赞助商成为极大部份资金来源。球队为向投资者交代,冠军或排名自然是最明显的回报及效果。这也引申出本地波的“老细足球”,投资者干涉或直接参与排阵部署并非新鲜事。

南华前足主张广勇(右)在任之时投资甚钜,是当时“少林寺”班费极主要来源。(资料图片)
并非出钱便可我行我素,现今社会一个人的智慧有限,永远胜不过集体智慧。
前宝路华领队 谢东尼

“查良镛当年在《明报》,无论文稿、外电、采访及评论也由他话事,些许版面他当然控制得来,但若放在今时今日便肯定得难以实行。”

曾任体育记者的Tony,以当年纸媒情境作例,对“老细足球”似乎也有保留,“我想大家要从中衡量,并非出钱便可我行我素。以现今社会来说,即使是做生意,一个人的智慧有限,永远也胜不过集体智慧。”他又指出,在职业足球世界内,智慧并非最重要,合作性、沟通及团体精神等各方面,才应该是球队加强的范畴。

谢东尼在投身球圈前曾任体育记者,1980年1月汉堡访港,当时奇云基瑾(左)刚効力这支西德球队,谢东尼在机场访问对方。(受访者提供)

从球坛退下来多年,Tony现时也只是名普通球迷。他虽不愿意针对个别球会作出批评,但却认为持分者要负起应有责任。

“我们需要球迷,他们批评是因为投入,也有权利去这样做。本地波若对球迷来说就只是娱乐,他们没责任去改善,一切应留球圈内的各位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