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预两成失业　中国全力保就业　疫情之下中美为何大相径庭？

截至上周四（4月23日），中美均已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美国失业人数急增，失业率预计超过20%；中国的失业情况则正在好转，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较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中国政府正在动员政府、企业和银行优先全力确保就业的稳定，美国政府则正在为多发一些企业救急资金而争论不休。疫情危机之下，全球经济本应同此凉热，然而，中国和美国的应对机制和结果却大相径庭。去除“先救人还是先救市”的道德评判，为何中美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是高下立判，还是互为镜鉴？尚需冷静思忖。
撰文：于子志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4月13日至19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达442.7万人，近五周累计申请失业救济金总人数已达逾2,600万人，接近美国总就业人口的18%，创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新高。

显然，美国正在为疫情爆发初期选择“先救市后救人”的应对策略而付出代价。尽管美国联储局（Fed）在实施了无限量量化宽松（QE）政策、释放海量美元之后，保住了美国股市、债市没有在大跌之后继续崩盘，但美国也错过了最佳的疫情防控时机。

各有其难 只是代价不同

疫情的蔓延导致美国实体经济备受打击，3月份美国私人经济部门实际损失的工作岗位达71.3万个，其中最先遭受直接冲击的是娱乐休闲和酒店业，约占就业损失的三分之二，制造业损失岗位也达1.8万个。

据圣路易斯联储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预测，随着此次疫情影响持续发酵，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会达到32.1%，打破1933年大萧条时期创下的24.9%失业率纪录。就连波音（Boeing）、苹果等大型制造、科技企业也受到严重冲击，纷纷停产待工，甚至计划裁员。上周五（4月24日），波音计划将“787梦幻客机”的产量削减约一半，并将在发表第一季度盈利报告时宣布裁员。

相比于美国，中国采取了先应对社会危机、后解决经济危机的模式，尽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降到-6.8%，但这种做法为中国赢得了从疫情之后迅速恢复的条件和时间。4月头半个月，中国发电量、社会用电量双双同比已转为正增长，有色金属、医药、电子、化工、钢铁、机械等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已基本达到或超过去年水平。

但是，不应该忽视中国“疫后”经济恢复的问题。疫情之下紧急的经济“煞车”，使得占中国就业总量80%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餐饮、娱乐等线下服务业目前依然无法恢复正常营业。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只有84%，而且大量轮休、半薪、降薪的情况普遍存在。尽管官方的调查失业率第一季度只有5.9%，但实际上的潜在失业和隐性失业规模依然不可小觑。仅从新增就业就可看到，尽管3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增长比2月份的-55.7%大幅好转，但同比减少了19.3%。加之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中国进出口企业面临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中国的就业形势可能更加严峻。

“保市场”还是“保就业”

面对疫情危机，是先应对“经济危机”还是先应对“疫情危机”？是先“保市场”还是先“保就业”？中美两国都根据自身不同的国情和经济结构，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美国金融资本势力一家独大，产业空心化严重，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美国的金融资产几乎是其GDP的12倍还要多；家庭财产、社会养老基金、企业资产绝大部份也集中于股市、债市；20%以上的美国GDP、19%的就业都与金融、商业服务直接相关。

面对疫情来袭、股市暴跌，美国政府能够保住股市、债市不崩盘，其实就等于保住了经济，确保大多数企业不会像2008年金融海啸时那样突然倒闭，其实也就等于保住了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

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美国股市大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是选择优先释放巨额美元来对冲股市，那么，美国有可能面临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两场灾难的夹击。届时，美国的失业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因投资失败、疾病、饥饿死亡的人数可能更多。简单的道德评判并不能带起残酷的经济现实。

反观中国，制造业才是其最核心的经济部门。中国制造、建筑、运输、资讯等生产及生产服务型产业占其GDP比重超过60%以上，涉及就业占比超过30%。尽管近年来，中国的金融、电商及生活服务类第三产业占比迅速增加，但除了提供更多的就业职位外，对经济产出和财政税收的占比依然较小。

因此，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中国需要更多的健康人口和稳定的社会结构来支撑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发展。同时，中国拥有超过美国四倍以上的人口规模，这也让中国无法想像假若采取像美国一样的滞后的防疫措施会带来的后果—若按照美国目前每100万人有2,694宗的新冠肺炎感染率推算，中国将有近400万人被感染，加上远比美国密集的人口居住环境，中国乃至世界的疫情将会彻底失控。

因此，中国应对疫情的方针更趋向于率先解决疫情危机、维持社会稳定，之后再想办法应对下一步的经济危机。不能不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比美国更为出色，出色的政府组织能力和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经济结构，确保中国有能力在防控疫情和经济恢复之间迅速作出调整。中国用了不到20天便完成了从“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换，之后又用了不到两个月完成了从疫情防控向经济重启的再次“平战转换”。

目前，中国已经从“防疫”转向了应对“经济危机”，前期被忽视的中小企业、餐饮、休闲服务业等产值低但就业量大的经济部门将成为扶助重点。美国政府在从最初的“救市”向“疫情防控”、“救助企业”转换过程中，则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在政府与议会、财团的不断扯皮与博弈中缓慢推进。

保经济 中美应互为借鉴

与美国的“保股市”就是“保经济”、“保就业”不同，在中国，“保就业”才是“保民生、保企业、保经济”的重中之重。

3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表明中国已经将“稳就业”和疫情防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将“保就业”升格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之首。中国政府工作重点已从“防疫”转到“保就业”之上。

目前，中国经过几个月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后，已经累计释放了接近1.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主要物资供应和生产也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唯独在总需求上难以提振，而需求增长的最大羁绊则落在就业之上，尤其是占就业总数接近80%的中小企业、以及就业占比近30%的餐饮、休闲、教育、娱乐等生活服务类企业的复工率依然较低。就业不能保障，民众的收入预期就会下降，危机感和储蓄意愿就更加强烈。最终不仅会大大减弱民众的消费意欲，造成消费降级，也会为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多的生活困难，引发社会动荡。

在防疫、复工之后，“保就业”成为了中国经济恢复的关键。下一步无论是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总额高达近7万亿美元规模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都需要就业和需求的增长来承接。否则，中国经济将重蹈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覆辙，产能过剩、投资无法收回等等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经济危机。

然而，中国政府对此除了三令五申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工作、要求国有银行体系几乎不计成本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帮助外，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资本市场由于缺乏有效的管道和风险分摊机制而难以发挥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国在指摘美国政府防疫不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经验。通过加速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更多企业融资的管道，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困境，促进就业。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除了向中国“泼脏水”转移矛盾，同时也应该重视中国的经验和主张。中美之间除了相互指摘外，更需要看到各自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别，从而互为镜鉴，度过眼前的难关。

上文刊登于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美国预两成失业　中国全力保就业　疫情之下中美为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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