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政治局常委密集离京　中国社会秩序全面重启

全国两会或将召开之前，刚刚结束浙江之行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赴陕西，检查秦岭违建后的生态修复，并视察当地脱贫进度。与此同时，官方公开了中纪委书记赵乐际2020年首次地方调研的消息，连同较早时候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一场脱贫攻坚会上约谈县委书记，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先后赶赴广东、湖南与新疆。撇除习近平此前具有信号意义的武汉与浙江之行不计，一众已三个月不曾外出的中共高层此次纷纷离京，展开地方调研，这些在过往平常的工作，在当下却传递出不一样的信号—从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脱贫、春耕、反腐，乃至扫黑部署等等，中央用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社会的秩序正在全面重启。

习近平在上周一至周四（4月20至23日）到陕西考察，先后去了秦岭、安康茶园、当地的社区与乡村、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陕西汽车控股集团等地。总结来说，此次地方考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具有开局意义的一次行程。

从考察内容看，此次陕西之行与浙江之行虽有重叠之处，例如都关注了复工复产的情况，强调了生态保护，但不同的地方更多。用官媒央视新闻的报道来说，就是“习近平陕西之行，有多个考察点都与脱贫攻坚紧密相关”。这项习近平历次地方视察的标准动作，在武汉之行乃至半个多月前的浙江之行中并不明显。

高层密集调研的信号

此外，中共高层的地方视察动作也出现变化。在过去的三个月中，除了看到身为中国疫情总指挥的习近平到访武汉及浙江，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武汉防疫工作之外，其余一众大员只在频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中被提及。然而，就在习近平视察陕西前后，负责执行推动扶贫脱贫相关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执掌中纪委的赵乐际分头前往广东、新疆、甘肃等地，调研脱贫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更早时候，曾担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活动。

中共高层们近日密集的行程，意味着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体制治理下的国家，社会秩序在被新冠肺炎疫情扰乱而被迫停滞两三个月后，正在快速恢复原有节奏，中共最高领导层纷纷出京，是恢复原有的执政重心。

中国逐步走出疫情困局

上周三（4月22日），武汉交通全面恢复运营，至此，中国全境因疫情而采取的区域隔离措施全部解禁。同时，舆论预测全国两会将在5月下旬拉开帷幕。将时间倒回三个月前，中国疫情中心武汉宣布封城，中国各大省市相继实施交通管制，进入封闭状态，彼时疫情在内地以每日新增确诊数千、死亡病例上百的速度增长蔓延。恐慌、愤怒、责骂等负面情绪集中爆发。生死百天过后，经历了那场疫情的人定必会问：中国是如何逐渐走出这场疫情的？

舆论普遍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中国开始应对疫情的一个重要时间点，此后，内地31省市区陆续宣布进入一级应急响应状态。最严格的“封锁”、最大规模的病毒筛查和迅速启动的问责机制—在中共最高层及其直接授权的中央指导组的断然动作下，包括徵调力量筹建容纳数万人的“方舱医院”、调动全国和军方医护力量无条件投入“战斗”，有5万人感染的武汉在2月份控制住了疫情，3月14日实现了零新增，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也基本受控。尽管输入性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等导致疫情一度局部死灰复燃，但中央随即采取强化筛查、限制和收窄境外输入的强力措施，严防境内反弹与境外输入，重新掌控了局面。3月10日，习近平现身武汉视察疫情防控，被认为是中共确信已经扭转局面的象征。随后，封锁长达两个多月的离鄂通道于3月25日重启。

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在疫情爆发后第二次离京，南下浙江。浙江是中国民企和出口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东南沿海省份。习近平此次访问的注意力已经不再仅仅是疫情防控，而是转向了有条不紊、分阶段分区域重启疫后社会经济活动。事实上，北京最高决策层自2月份便开始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如果说武汉“封城”前夕习近平果断按下了整个中国的暂停键的话，那么从2月23日的“17万人大会”前后开始，中共实际上了开始半按了“重启键”。有效的复工复产不仅仅是恢复居民日常基本生产生活物资和服务供应，更不仅仅是紧俏的医护产品供应，而是涉及到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有序复苏。截至4月14日，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达99%，人员赴岗率达到94%。

3月25日武汉“解封”，意味中共已为社会重启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最具信号意义的是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基本上从4月中下旬开始，全国按照疫情风险水平评估逐步复课—毕业年级优先、大龄年级学生优先。

随着中共高层恢复在外地活动，已延迟两个月的全国“两会”也有望登场，中国已具备恢复正常国家政治生活秩序，并进行大规模人群政治集会的安全条件。可以预料，若疫情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反复，那么中国有望在6月之前完全恢复社会活动。当前中国已经转向防疫复工两手抓，甚至再提出完成全年既定社会经济增长目标、兑现全面脱贫和实现全面小康的政治目标。当然，鉴于全球疫情仍未受控，中共也做了迎接长期性常态化抗疫的准备，不会就此解除疫情警报。

西方为什么“不灵”了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率先跳出来？这应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效应。不过，相对于中共在此次疫情中遭受的批评与指摘，舆论相对吝于对其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些批评与指摘有其道理，毕竟在疫情初期中国官方处理失当，导致疫情急剧恶化，但评价中国此次抗疫行动时不能只揪住这个不放。

其实从疫情在全球爆发来看，内地民众的心态也该有一个转变，那就是在面对一种全新的“对手”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科学团队等被寄予厚望的体系，都有可能在初期失灵，防线崩塌，因为他们都是由人组成的，有些有会显得无力，很难完全避免失误。重要的是，当官方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后，能以最为迅速有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从结果来看，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抗疫确实取得了成效。它带来的启示是，用冷静和理性的分析来看事实，抛弃意识形态看待不同国家的制度，将治理和意识形态评价分开，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如果有注意到习近平对此次疫情的表述，可以看到他用了“人民战争”这一说法。这并不是纯粹的政治术语，“人民战争”反映了在中共最高层的判断里，看待这场疫情的角度与处理方式，就是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尽管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手法控疫防疫，甚至被西方称为“侵犯人权”，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人类最宝贵、最基本的生存权。

当中国疫情汹涌之时，欧美政坛的整体反应是冷淡的，即便大多数民选政府对其蔓延的可怕性有所警觉，也很难像中国那样采取断然的措施，暂停一切社会活动，因为那将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选民的强大选票压力。于是，他们惧怕极端的所谓“侵犯人权”但有效的措施，转而采取鸵鸟政策，甚至不负责任地提出任普通民众产生自我免疫；更有甚者，疫情被政治操弄，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将其视为进一步采取对华敌对立场的有力工具，甩出层出不穷的对中国的挞伐，从中国病毒到瞒报疫情再到要求中国赔款等等。

在西方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操弄下，中国及在海外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华人均遭受歧视和攻击。但正如不少评论人士所说，这种转嫁矛盾的方式和无谓的攻击非但无法消灭疫情，反而削弱了共同应对危机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继中国后爆发疫情、反倒比中国疫情更严重，可谓是西方体制的一次重大“滑铁卢”。《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指出，西方浪费了中国提供的防疫窗口，那么究竟为什么浪费了呢？这恐怕正是上文所说，在选票政治下，对于政治精英来说，选票比人命更重要，与其说他们错判疫情严重性，不如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

这大概也揭示了为何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国可以能西方所不能。面临的是同一个疫情，作出的是不一样的选择。选票的政治压力或许让特朗普有太多无奈，但疫情的结果却不会给政治有狡辩的空间。

上文刊登于第211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7日）《政治局常委密集离京　中国社会秩序全面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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