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官方自评正面　提倡“全周期管理”有弦外之音？

3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武汉考察，其间谈到如何“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并就此提出树立“全周期管理”：“要著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从中央党政文件看，就自身的疫情处理表现，官方的定调是非常正面的，通常开首就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间点评有甚么地方做得可接受，但还有改善空间，是之为“工作要求”，而最尾则带上一笔，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有“短板”要补上。

针对吏治和行政问题

官方文件用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词，实质内容是如何调整行政系统，涵盖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和城市治理等等主题。另外以这名词作概括，相关文件亦批评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临阵脱逃”等等，事实上官方亦称已就防疫表现作考核，数以千计的干部被追究责任。

政治问题属于吏治问题，防疫过失属于行政问题，而“全周期管理”大概亦是遵此思路。根据官方“中新网”所讲，这个名词来自企业管理，意思是要求管理层就产品的“生命周期”，由锁定需求、规划设计、生产经销到保养回收，做得到适当和及时的安排。

套用这一套语言，就是作为管理层的干部，要多听市民“顾客”的意见，做好城市这个“产品”的经销和运作。骤耳听上去，其实和一般对官员的善意要求没太大分别，分别就只在于多了个笼统名词，可是根据个别官方专家的自家解读，他们似乎从中渗入了行政和吏治以外的原素。

基层机关无法应付“社会需求”

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张林江表示，城市管理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疫情显示中国须“强化社会子系统的弹性和韧性”。他又不点名以武汉为例，指疫情在“超大城市”发生后，由于“基层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数量有限”，无法处理居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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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甚么“需求”呢？在疫情高峰期，武汉市内不时传出惨剧消息，市民或是困在家中交叉感染，或是重病卧床在家等死，或是未及入院便病逝；医护则痛陈物资和人手不足，外来民工流落街头。时至近日，仍有市民投诉天价食用，甚至在领导人视察时“冒险”投诉：“（官方菜价）假的，都是假的。”

张林江要举例的话，也可提及作为“官方慈善机构”的红十字会：被指有大靠山的“莆田系”医院多年来卷入诸多争议，却获湖北红十字会配给万计口罩，数量比前线医院所得更多；继而有男子驾驶武汉市政机关车辆，从市红十字会仓库拿走一整箱口罩，公然表明是领导需要。

专家倡“保护社会的自发免疫功能”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则认为，“全周期管理”一则要做到“源头治理、早期控制”，总而言之要防患于未然，二则要“保护社会的自发免疫功能”，其主旨为：“能够处理分散性资讯，应对分散性危机，能够做出快速反应，进行自我适应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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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抽象又婉转，回顾疫情发生前因后果，各级机关瞒报漏报、避重就轻、互相卸责全部纪录在案，更甚者是有医护就疫情私下示警，亦遭公安机关拘留和训诫。眼见官方如此有自信，言之凿凿“可防可控”，国民可说是毫无戒备下一头栽进疫情，而现时内地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万宗，数千人病亡。

官方处理上述争议事件，一贯以“个案”视之，而到了评估防疫“大局”，自我评价又截然不同。至于未来会否放宽言论空间、更重视基层干部、为民间自发组织“松绑”等等，就且看言者谆谆之下，听者是否依然藐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