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民怨考验治理体系　国民最在乎“讲真话”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疫情在内地日渐缓和。国家卫健委公布，3月11日0至24时，内地新增确诊病例15宗，新增死亡病例11宗，新增疑似病例33宗。

随著疫情缓和，以及海外多地疫情爆发，官方宣传机关对比中外防疫情况，指一则中国举国动员十分成功，二则中国现有余裕援助海外疫区，三则各国可以从中国经验“抄作业”。在自信自诩之外，党政机关亦承认应对疫情有“短板”，考验国家治体系和治理能力。

李文亮事件一度激发民愤

落到实处，官方所指的“短板”集中于技术层面，一是公共卫生监督疏失，二是城市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按党政机关公布，数以千计的干部因防疫不力而被追究责任，可是整顿吏治亦仍有避忌，例如湖北省和武汉市一把手换人，官方通报只讲“被免职”，免职原因就要由读者心领神会了。

一如既往，官方检讨限于行政技术和官吏问责，骤眼看好像累积的民怨有点落差，未完全汲取一连串公关灾难的教训。

国民到底有甚么不满呢？首先是“公道”，疫情急转直下之前，武汉公安以“造谣”为名，拘捕和训诫8名私下示警的医护人员，其中眼科医生李文亮更因感染新型病毒而去世，一度在网上触发汹涌舆情，要求党政机关要就此平反，并追究涉事干部和官员，还含冤受辱者一个公道。

不满特权、审查和“感恩教育”

就李文亮事件，中央已派遣调查组处理，但其引发的风波仍未平息。近日李文亮的同僚接受陆媒采访，痛陈政府瞒报肇祸，而在该篇采访被删除后，网民以各种方式或“密码”转载内容，与审查机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算是一种网上抗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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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疫期其间的公关灾难，部份国民即使用上“体制问题”一词，他们既不是提倡大改革，更不是要推翻现行制度。综合批评者的言论，这些国民的要求可笼统总结为“讲真话”一词：就疫情趋势讲真话，就官员失误讲真话，也要为受苦受难者讲真话。

在大多数情况下，“讲真话”这要求背后没有甚么“伟大”论述，也在线下世界不见得有多大组织力，持此要求的国民可说是出于纯粹“义愤”：为甚么驾驶公家车辆的人可以随意在红十字会“抢口罩”？为甚么痛陈瞒报害人的医护访问会被删掉？为甚么受难至深的武汉市民要接受“感恩教育”？

对举国动员成功引以为傲

早日副总理孙春兰巡视武汉一小区，楼上居民可说是“冒险地”向她一行人大喊：“假的，全部是假的。”困守下生活难过就是难过，官方菜价是骗人就是骗人，为甚么政府不让人讲真话？如果这就是居民的想法，他们只不过是宣泄人所共有的不忿之情，与甚么政治含义扯不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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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经过举国动员和付出惨重代价，党政机关现时成功遏制疫情，不乏国民就算不满初期失误，对于亡羊补牢仍是予以赞赏，甚至引以为傲。当然，两者从来没有矛盾之处，由始至终，批评者仅希望官方不要“一言堂”，遇上敏感事件也容许民间讨论、调查以至猜测，目的是监督施政和厘清真相。

迄今为止，官方至低限度已炒人“祭旗”以作交代，并承认要“补短板”，以期不会再三犯上沙士和武汉肺炎疫情其间的错误，而舆情所见都大致“收货”。至于会否放宽“讲真话”的空间，这一点就有待未来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