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五｜战争阴影笼罩加速泛安全化 香港应反其道行之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户香港大学，李成便进入快马加鞭的工作节奏，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12月15日，由其担任创始主任的香港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在该研究中心的简介中这样写道，“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据李成介绍，中心建立伊始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在落户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达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华裔主任，在华盛顿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专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前沿问题，撰写和编辑多本着作，并译介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以期增进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专访，话题涵盖中美关系、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这都是李成专门研究的领域，也是关系当下和未来的重大命题。访谈分五篇刊出，此为第五篇。
香港01：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关注。您此前说过，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高于台海冲突的几率。在您看来，中美各自的内政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泛安全化是否正在成为一个现实且急迫的问题？
李成：任何国家的内政都会在外交上起很大作用，但是美国内政目前的撕裂，跟中国内政的驱动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2020年的选举结果，居然到现在特朗普还没有认输，这就带来新的问题，权力怎么和平转移？上次尽管特朗普不承认，但美国的司法界、军队和地方选举的官员，尤其是共和党的官员都保持了他们的良知，但是我们知道共和党在选举中比较有良知的官员大多数被替代了。与此同时，国会里共和党议员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大多失去了共和党议员的位置，这也说明共和党的主流变得非常右。
对于国会山事件，我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同事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参加1月6日抗议活动的，大多数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暴徒，而是好邻居、好丈夫、好公民，很多人还是复员军人或者现役军人，他们去不是要暴乱，而是要拯救美国。下一次如果再有危机，他们还会去。这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社会对不管是女性的堕胎，同性婚姻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政策优惠、枪支管控、毒品等，都变得非常撕裂，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是令人担心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许多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很多担心。虽然中国也会有自己的挑战，但紧迫性相对来说还是小一些，更多的还是长期挑战。
香港01：再谈谈泛安全化的问题。
李成：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世界各地都不稳定，欧洲和中东在战争的阴影下，我想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这是国际秩序崩溃的少有的战争，也不会仅限于欧洲或者中东，如果继续蔓延是极其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些国家包括中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实际上我们可以问一下哪个国家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当前地缘政治下各国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安全，其他东西都可能瞬间归零，何况现在面临的不只是战争威胁，还有人工智能时代毁灭性战争的挑战。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经济不重要，对决策者来说，关键是在做判断时如何把握不同阶段的重心。作为学者，并不处在政治家的位置上所以不太好评判，但可以分析、评估，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中国才有的，实际上都是普遍的，只是涉及到我们影响就很大了，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收入减少，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些国家情况更糟糕。当中国有能力维持稳定，有能力避免战争， 就应该考虑与一些处在困境中的国家反其道而行之，要开放、要大力发展经济、要让民众对未来恢复信心。
所以在这个艰难过程中，要有很多新的认识，有一种心态的调整和换位思考。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中国对自身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换位思考，就很难理解外部世界面对中国强大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
香港01：您怎么看香港的国安泛化问题？是不是也是这个艰难阶段不可避免的？
李成：香港在认识到安全重要性的同时，更应该与外部世界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说，香港应该更自信、更开放、更包容，而不是掉入泛安全的陷阱。香港在经历2019年的修例风波之后，已经稳定了下来，我看不到香港在短期内还会再来一场运动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稳定局面下，强调抓间谍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外国人不来了。香港是旅游业的中心。香港现在有能力，也有机会这样做。如果中国还要推迟一段时间才能更开放，那么不妨从香港开始，为什么不这样？在这个时候，应该显示出香港的不同来，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也必须要开放，必须要发展，否则又是一个僵局。而且因为国安泛化，也限制了很多积极的因素，因为有敌意的毕竟是少数，这不是一个泱泱大国所需要强调的。
香港01：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跟中美相关。在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您曾为推动中美民间交流做过很多探索，比如邀请姚明在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来诠释两国关系等。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结合您的实践经验以及观察，推动中美关系的民间力量该如何发力？目前面临哪些结构性难题？
李成：邀请姚明来布鲁金斯学会是我2014年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后的第一个活动，当时NBA总裁的大卫·斯特恩也来了，反响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类的交流很重要，因为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都是伟大的人民，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有任何怀疑，只是目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落期。
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不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又很难理解美国目前的状况对美国民众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虽然美国的中产阶级也不一定像美国政客说的那样，认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抢了他们的饭碗，但他们至少没有觉得自己从中获得了利益，他们认为是华尔街而不是民众获利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拜登削减关税的政策始终没有推广出去，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劳工阶级觉得这对他们不利。
举例来说，中国国务院2015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给很多国家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非常咄咄逼人，当然这是中国成功的表现，我也不相信西方所说的中国的产业政策给他们多少帮助，但问题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其他国家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这里面也涉及到中产的问题，怎么把蛋糕做大，这很重要。所以，不能想象这些国家都会欢呼中国的廉价汽车来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实际上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在布鲁金斯学会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也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到了民间交往的重要性。前段时间比尔·盖茨、基辛格来中国，也不是代表美国官方来的。我过去十年一直在关注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观点。我的研究和其他美国学者和民调机构的研究都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相同结果：美国29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有多20%左右的好感。
在中外交流中，强调不同易，寻找相同难，“求同”往往可能被忽略。但人类文化是共通的，在国际交往中，真正珍贵的是强调相同点，在彼此的不同中寻求相互沟通，减少对抗。将注意点扩大到共同身份和双方的相似之处，将有助于更人性化而不是妖魔化看待彼此，可以培养同理心，彼此尊重，并扩大共同利益。我来香港大学，也希望能寻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我刚出版的新书的书名就是《中美关系 变局中的利益交汇点》，包括各个领域，比如科技、金融、新能源、公共卫生、地缘政治等，其实都有利益的交汇点在。
香港在近代史上就是促进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桥头堡，在国际关系乱云飞渡，中美关系螺旋式急剧下滑的今天，强调寻求利益交汇点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未来几年最为关键的一个突破点，也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推崇多元文化，相信世界多级，我们就应该更包容而不是偏执，更开明开放而不是保守关闭，更有全球视野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刚才我讲香港必须开放，中国必须开放，要吸引大量的外国人来，当然有困难，但还是要更主张国际合作而不是对立竞争。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说，“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我觉得讲得很好，可是很遗憾，现在世界就缺乏这样的开放和包容，所以中国必须有信心来兑现这一许诺。虽然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很多不理解、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有偏见，但如果中国持之以恒做下去，还是会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更需要把视野打开，用希望、善意、良知来取代猜疑、恐惧、敌视，这是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之常情。
来到香港，我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不是一味地批评某一方，这不是我的初衷，而是更多通过很多资源和渠道来逐渐改变中美关系目前的僵局，寻找一种对话的机制，有一种互相了解的可能性。很多人问我对香港有没有信心，我来到了香港，如果没有信心，我为什么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