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一｜美国政治正在极速撕裂　知华派专家被边缘化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户香港大学，李成便进入快马加鞭的工作节奏，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12月15日，由其担任创始主任的香港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在该研究中心的简介中这样写道，“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据李成介绍，中心建立伊始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在落户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达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华裔主任，在华盛顿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专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前沿问题，撰写和编辑多本著作，并译介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以期增进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专访，话题涵盖中美关系、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这都是李成专门研究的领域，也是关系当下和未来的重大命题。访谈分五篇刊出，此为第一篇。

香港01：今年7月您离开美国加入香港大学，外界很好奇您为什么离开待了1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选择香港？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

李成：离开美国来到香港确实是我一生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选择。从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有38年。其中在布鲁金斯学会17年，是不同凡响的经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的第一智库，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智库。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2014年成为首位华裔主任，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主任。在布鲁金斯学会我们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外交政策团队也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研究中心有包括很资深的贝德、杜大伟、李侃如、卜睿哲、韦德宁、乔纳森•波拉克、贺诗礼等学者，贝德、杜大伟两人最近相继过世，同时还有很多年轻的优秀学者，包括接替我担任主任的何瑞恩。

所以对布鲁金斯学会，很多方面我是非常有感情的，毕竟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选择离开是因为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我17年前进入布鲁金斯学会时，华裔学者的身份是正面资产（或被认为是财富），而到了后期却变成了负面资产（或累赘）。因为现在美国决策层有些人对华裔是不相信的，不希望跟中国接触，更多考虑的是跟中国脱钩，这里当然也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成分，华府也确实存在着麦卡锡主义，美国政治和社会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撕裂，这是让我也很惊讶的。同时还有一个普遍现象，美国知华派专家也被排挤、被边缘化，包括我们最熟悉的刚过世的基辛格博士，还有首度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还有非常受尊敬的曾被评为知华派榜首的兰普顿教授，而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很少向他们咨询。

面对这样的境况，对我个人来说，虽然我还处在学术的旺盛期，但实际上在华府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我想也许换个环境还能够继续工作几年。当然这背后也有对中美关系的整体评估，那就是我认为短时间内中美两国关系无法扭转。虽说我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这位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伟大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曾经说过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记得当时我还在普林斯顿读博士，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讲到驱动国与国对立关系的“三驾马车”：雄心（Greed）、荣誉（Honor）、恐惧（Fear）。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惧。

我觉得当今世界恐惧可能是中美两国之间造成对彼此战略误判，双边关系螺旋式恶性下滑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美国作为守成大国的恐惧不会轻易消除。这也是我来到太平洋彼岸的原因，想要更多地了解并致力于去除各自的恐惧。大多数中美专家预判中美关系改善可能需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在华府等不了10多年，我想在未来几年能够在香港的学界和智库发挥一些积极作用。

当然，选择来到香港，主要还不是外部推力（push factor），而是内在引力（pull factor），我们知道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有些学者讨论“东升西降”，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从数据来看，确实发生了东升西降。比如美国今天与1960年代相比，GDP实际上下降了50%，而中国则从一个比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将东升西降放在整个亚洲跟传统意义上的北美或欧洲相比，就更明显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到2030年，世界最大的五个中产阶级国家有四个在亚洲，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唯一不在亚洲的就是美国。这也说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尤其是经济版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当我决定回亚洲工作最初给我工作职位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我被任命该研究所所长。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大学也给我了一个职位，新加坡的工作很不错，研究氛围也很好，团队也已成熟，但相对而言香港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一方面，新加坡的研究人员都是现成的，但到香港大学来，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研究平台；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激烈动荡之际，能和许多新移民或者回到香港的专业人士一样，落地作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受聘于群星璀璨的香港大学和人才济济的广东大湾区，并致力于在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创建全球一流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智库，是时代给予我的难得的机会，也是历史和时代给予香港的机会。

这个机会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观察，但由于时间关系，我想突出两点：一是目前香港社会趋于稳定。就像任何企业都热衷于在一个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的地方投资，个人也同样希望在一个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城市生活和工作。香港过去几年经历了非常不稳定的时期。稳定来之不易、代价沉重。 值得注意的是，看当今世界，哪些地方是稳定的？在欧洲，俄乌战争没完没了。在中东，巴以冲突再陷深渊。美国内部，政党恶斗社会撕裂。

二是在世界范围引进人才逐渐成为香港未来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正是在国际社会面临关键节点之际应运而生。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香港既是国际化大都市、全球金融中心，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传统交汇的熔炉、历史演进的特例，将继续成为沟通中国大湾区与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

香港01：在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您的离开被认为是一个缩影，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人才脱钩”。对此您怎么看？中美是否真的到了“人才脱钩”地步？这样的“人才脱钩”对中美关系长远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成：我们个人的跨国流动没这么重要，影响也没这么快，尤其是学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但如果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趋势，那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世界人才汇集地，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过往的历史上，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以色列的博士生最多。也就是说，美国曾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些人的贡献，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对来自以上有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至少在某些学科领域是关闭的，或者用你的话来说，叫人才脱钩。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去年和前年就有1400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估计今年、明年会有更多。因为美国行政部门今年年初才决定了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这三个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出口管制，许多华裔或亚裔科学家在这些领域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将面临失业。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还在不断要求美国大学停止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选边站位，否则就不批准这些大学本来可获取的联邦资金或国防部、能源部研究项目。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不利于整个世界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发展，也是在损害全人类分享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中美医疗界、科学界的合作非常频繁，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两国科学家的合作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但很遗憾这些合作都将由于政治原因会受到非常深刻的冲击。

尤其是到了特朗普后期，联邦调查局出台的“中国项目”对华裔科学家有强烈的种族定性，这些举措已经造成几千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其中大多数到了内地、香港、新加坡工作。我的好朋友，著名免疫疾病专家何大一曾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做到了“中国中组部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将大量的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的华裔学者拒之门外，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可能要过段时间美国才会意识到对美国教育研究机构、科技领域所带来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