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二｜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民主和专制的对决”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户香港大学，李成便进入快马加鞭的工作节奏，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12月15日，由其担任创始主任的香港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在该研究中心的简介中这样写道，“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据李成介绍，中心建立伊始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在落户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达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华裔主任，在华盛顿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专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前沿问题，撰写和编辑多本著作，并译介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以期增进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专访，话题涵盖中美关系、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这都是李成专门研究的领域，也是关系当下和未来的重大命题。访谈分五篇刊出，此为第二篇。
香港01：此前您表示选择香港，是希望利用香港这个“特殊地方”来促进和平，把那些较难在华盛顿聚集起来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您同时也说“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香港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有深刻的作用”，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结合过去几年世界之变、中国之变、香港之变，可否展开来谈谈您对香港这个“特殊地方”的理解以及您预备在香港大学推动的事情？香港该如何发挥“微妙且真正的影响力”？尤其在促进中美关系方面。
李成：这实际上非常有意思。我很早开始关注上海城市发展的研究，从历史上来看，上海的迅速发展有两种背景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促成了上海的加速发展，一是上海城市的发展是基于其他城市的不发展，就像曾经的巴黎也是这样一个作用，巴黎的都市化是在整个法国城市化萎缩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香港也经常有人讲，不管是中国发展还是目前的收紧，在香港都会是有影响的，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因为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带来很多政治上的收紧，进而是对于跨国学术交流的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及政策讨论的局限性，因为一旦有了限制就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同时年前新冠疫情的影响也造成交往急剧下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在香港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开拓新格局、新领域的研究获得新的机会和有利条件，这也是我们想要抓住的历史机遇。
再加上以往的中美关系，主要是政府驱动的，或者是企业推动的，但现在政府和企业的驱动能力都由于种种原因下降了，政府与企业都无法单独保障中美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下，由大学智库所推动的“二轨外交”，不论是在消除误解还是管控分歧等方面都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建立在香港大学雄厚的实力基础之上，将共享香港大学所蕴含的国际知名的教授团队、优异而多元的学生群体，以及杰出并且严谨的学术传统，中心将致力于打造一支专业跨学科、价值多元化的国际化研究团队，包括邀请香港大学特聘研究员、客座与博士后研究员，并开展杰出访问学者与全球青年中国学者项目。在战略层面，研究中心将自身定位为服务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合作的学者之家。这是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年当中完成的。
通过汇聚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专业背景以及多元化观点的人才，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在学术研究领域开创新的叙事体系，研发创新型研究工具，以及建立平衡的交流语境，从而应对当今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中心建立伊始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包括：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例，目前香港IPO股票市场碰到很多问题，中国国内也是这样，是不是能够引进新的机制？能够研究短板在哪里？瓶颈效应在哪里？怎么来推动？怎么使香港恢复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再比如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这不只是中国，而且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我们都要做些研究，因为最终的很多决策跟精英层个人的成长背景、知识结构、群体特征等息息相关，他们的代际变化，对整个世界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题。还有中美关系，尤其是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利益交汇点、如何推进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心的学者们将通过发表研究专刊等学术著作、举办公开论坛与闭门圆桌会，以及媒体评论等形式，集体展现中心富含原创性、可及性、创造性的高品质并且内容丰富的研究成果。
所以说回为什么是香港，因为我觉得香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撬动下一阶段中美之间，乃至世界层面上东西方以及南北方国家交流的杠杆。研究中心的愿景与目标是发出引领时代的理性声音，搭建迫切需要的沟通桥梁。目前情况下，东亚如何维持相对的和平，是需要考虑的严峻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在打仗，还有一些国家处于内战中，比如缅甸，和平来之不易。如何通过大学智库推动民间交往和“二轨外交”，成为维护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设性力量，是我们研究中心的使命和理念所在。
香港01：您刚提到研究中心致力于在学术研究领域开创新的叙事体系，可否展开来谈谈？因为我们现阶段可能处于一个旧的体系在逐步瓦解、新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中。比如全球南方在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问题上，已经在用完全不一样的叙事体系在理解和表达。以往美西方所代表的主流叙事体系，已经无法说服大众，尤其是民主与专制这样的二元话语体系，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李成：把民主和专制作为划分世界的一个框架，跟很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有矛盾的，而且并不足以解释今天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但是很遗憾，美国一直在驱动这种民主和专制的二元对立。
比如最近国务卿布林肯的一个演讲，还在继续用这个框架来界定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回到了冷战思维。但同时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过去几十年世界也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而且排在第一位的进步是很多国家脱贫，但他应该知道，这脱贫的10亿人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这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治理或者说脱贫的领头羊。但在华府，中国又是美国的第一号敌人，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这个对国际社会贡献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怎么能自圆其说？怎么能够对应他所说的美国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力量？
美国政客所热衷的两个阵营、冷战特色的世界观导致了许多领域（如经贸、产业链和供应链、投资、货币、能源、通讯、科技）日益上升的脱钩、断链和冲突，包括你提到的人才脱钩。而不无讽刺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级的世界。单级和两极格局都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所以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国家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实际上欧洲在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一个稳定的、多级的系统下运行。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俄乌战争以后，许多欧洲国家也热衷于两极化的世界观。而现实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内部的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比国与国之间的类似冲突同样尖锐，甚至更尖锐。
今天的世界发展趋势是与简单化的民主专制两极化的观点相矛盾的。遗憾的是，当我们面对许多只能通过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解决问题时，全球分化的趋势却在步步逼近。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一些政客所说的民主和专制的对决，而应该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富悬殊、粮食安全、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军控与和平议题。
尤其是随着科技迅速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有效机制，防止走向失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这也只能通过更多的合作而不是两极化的对立，才能解决的。正像许多国家不想简单化地选择阵营站队，不愿回到冷战甚至面临卷入毁灭性的热战，作为我们智库学者，也应该致力于摆脱这种陈旧的冷战思维，寻找到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语境，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推动跨国的交流，促进文化和文明的对话，而不是对抗。
这一切其实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30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对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最大的威胁。当然你可以说亨廷顿说中了，但也可以说这一判断本身导致了理念上的误区，进而助长了冲突。我是不同意这种文明冲突的理论，如果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儒家文明圈对立，美国要寻求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文明冲突这种误区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也反过来说明学术理论和大学智库的重要。很多学术问题，其实价值远远超出了学术上的争论，而是切实影响着我们人类社会的进程。
香港01：相较于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划分，中国更强调治理的重要性，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您看来，治理有可能打破这样的二元对立吗？难点在哪？您怎么评价中国过去十年的治理实践？
李成：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概念，而治理又是一个比较新的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各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经济波动、环境恶化、就业压力、能源安全、教育公平、养老保障、种族关系等一系列治理挑战。在国际层面，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以及核不扩散等问题要求国际社会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在过去的几年内急剧下滑。
我记得美国太平洋舰队曾经在几年前做过研究，其公布于世的报告认为世界上或者是国际事务当中对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某个国家，比如俄罗斯、中国或是伊朗，而更多的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水位上升，这本身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考验。这也告诉我们，如何通过世界性的合作和治理，来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这是和前面讲到的两极化的世界是完全相反的思路。
具体到中国，其实在治理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脱贫、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双碳许诺等等，而且反腐败跟治理也是非常关系密切的政府监督行为，这方面中国在十八大之后做了很多。但中国是否想通过治理与改革举措取代过去的国际体系，我认为至少在中国看来，以往很多规则也许不符合现实变化，需要通过改革形成新的机制。比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规则由于时代和现实的变化，也应该有相应的改进。我相信因为中国是获益于国际体系的，并非要完全取代冷战以后形成的国际体系，而是要如何进一步改革，使其能够符合世界大多数的意愿，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