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三｜崛起的“中产”如何改变中国？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户香港大学，李成便进入快马加鞭的工作节奏，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12月15日，由其担任创始主任的香港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在该研究中心的简介中这样写道，“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今日的香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适合成为研究中国与世界治理问题的国际枢纽。”“更重要的是，香港还将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发挥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据李成介绍，中心建立伊始将重点关注五大领域：科学与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与新能源、经济与金融改革、政治精英与代际更替、中美关系与地缘政治博弈。

在落户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国学习、工作的时间达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国读硕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华裔主任，在华盛顿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专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前沿问题，撰写和编辑多本着作，并译介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以期增进西方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专访，话题涵盖中美关系、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这都是李成专门研究的领域，也是关系当下和未来的重大命题。访谈分五篇刊出，此为第三篇。

香港01：您很早开始就很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1993-1995年还专门在上海做了实地研究。可否介绍一下您此方面的相关研究？30年后的今天，从疫情后期的“白纸运动”到今年上海万圣节所呈现的活力与可能性，您怎么看中国的中产阶级？此一阶级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公共文化以及政治文化？

李成：我见证了上海中产阶级的崛起。1993年到1995年，我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担任教授和访问学者，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上海才刚刚起步，我完成了两年的田野研究，写了一本书叫《上海：正在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但是稿子被西方七八所出版社否决了，原因是西方的评审认为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和西方的公民社会、民主制度这些概念有关。中产阶级必须跟民主连接在一起，跟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只有很少的富人和大多数平民百姓，根本不存在中产阶级。后来我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去掉，写了一本书叫《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成了当时美国学界看中国的一本畅销书。中国中产收入群体获益于全球化，获益于与西方的交流，不管是经贸还是其他方面，但同时也造福于全球经济发展。

后来直到2008年，我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后，才编著了第一本中产阶级的英文书，2010年出版的，这也是当时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中国中产的学术专著，后来也翻译成了中文，书名是《“中产”中国 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中产的概念已经开始被接受，英语世界最初不是学术界接受的，而是华尔街，因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经济，也改变了世界经济。今年3月我见到了李强总理，他专门讲到了中产的发展，称再过几年可以扩大到五亿人。2018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过，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将近8亿中等收入群体，将占人口总数的60%，其在未来中国发展中亦将扮演重要作用。

虽然中西方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不同，但如今，愈来愈多的中国公民（目前估计有4亿人）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拥有私人财产、私人汽车、较好的医疗保健和积累的金融资产，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国旅行和子女的海外教育。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约为美国的3%，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中产阶层”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到了2019年，也就是中国启动经济改革40年后，它的GDP增长了60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从2001年的约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万美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万美元。

与之对照，美国中产阶级却日渐萎缩，从二战后占美国人口的70%降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61%，2000年再降至55%，如今约为50%。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统计，1980年至2014年期间，各收入阶层的中国公民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只有顶层那20%的人收入显著增加，其他所有收入阶层则几乎没有改善。近年的一些事件，例子包括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小丑》和《无依之地》等美国影片的受欢迎、公众对超级富豪精英的怨气日深（如5万美国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要杰夫·贝佐斯完成太空之旅后不应该返回地球），都说明美国中产和劳工阶层的愤怒和沮丧与日俱增。

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变化，不仅是经济的变化，也跟社会稳定相关。中国哲学家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表明特定社会中财产所有权与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相关性。我认同将中美两国的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的稳定器这一观点。美国内政以前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而现在之所以出现问题，如前所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萎缩。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当前经济放缓后的状况，相对来讲都是新的议题。包括之前的新冠疫情，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也显示出来了。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动态分析。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是灵活的，不是经久不变的，西方老是批评中国中产阶级是政府的追随者，我觉得这有点简单化了。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中产阶级都认为，我赋税了，我就应该享有权利。

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面，比如建立物业委员会进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学习西方民主，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模式。中产阶级在与政府的互动、治理问题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或将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面。因为不管是对环境保护，还是对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讯息公开化等，中产阶级都是很大的积极力量。但他们又同时想要稳定，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中国进一步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香港01：关于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问题，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一个判断：经济发生转型的国家，政治上特别容易出现不稳定。这一判断也被称为“亨廷顿悖论”。在这之前，西方现代化理论学派认为，经济上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现代化。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政治就会趋于稳定和成熟，民主制度也会生根发芽。亨廷顿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政治上的成熟，而是政治不稳定，是国家失能，甚至是国家机器的失败。结合亨廷顿的这一判断，该怎么理解中产发展壮大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李成：我不同意亨廷顿，中产与政府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yes or no。西方政治学当中有一个集权社会的概念，认为在集权社会因为经济也被控制下来，所以没有任何群体能够改变政治利益结构，所以最终导致的是进一步的集权。但现实情况是，当经济权利得到充分保证以后，也会引发人们对其他一些权利的呼唤。但这些权利的呼唤，是否一定会导向政治的不稳定，取决于你在什么阶段问，以及和什么因素掺杂在一起。关于中产的政治取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各种因素影响，其时国际关系的背景也有关联，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都会带来一定影响。

香港01：根据您早年的研究以及持续的观察，您对今天中国中产的特点和状况怎么评价？目前来看，中国中产群体应该是最焦虑的一群人，在经济上他们很容易一夕之间跌落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又表现出很大的摇摆和游离，于是很多人选择“润”。

李成：这个问题也很难孤立来谈，中产群体有几个基本属性，其一是希望稳定，其二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三是既有国家认同感也有国际化视野。所以这些因素决定着目前中国中产的特性。当然这也是不断变动的，取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来问，不能简单化去评估。比如中美关系处在什么阶段，对中产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中产希望全球化继续发展，他们不希望中美完全脱钩，由于讯息的不对称，各方的变化太快了，所以中产在面对极速的变化时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观点，并不是铁板一块。

现在来讲，中产阶级本身很多元，由于经济的下滑，也有一种失落感，国际秩序的混乱，战争在各地的此起彼伏，也让中产对未来很担忧，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和其他国家的中产相比，中国中产大多数是有储蓄的，他们拥有房产的比例，也比其他国家要高，西方的中产大多是没有储蓄的，这是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中产一旦失业以后，生活马上就要改变。

在审视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优先要务时，有一个领域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总统任内的核心，拜登的高级助手，包括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萨勒曼·艾哈迈德，他们经常都在宣传这一总体目标。

事实上，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政策，也强调对中产阶级减税。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所指出的，当美国的不平等“变得过分，政客们（无论左右）都会变得更加民粹主义”，尤其在采取政策取悦中产阶级方面。

对中国而言，自世纪之交以来，优先减贫和扩大中产阶级就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主席实现“中国梦”的蓝图，以及“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着重点都是扩大中产阶级。中美两国同时都在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这能否成为合作或良性竞争的共同基础，而不是零和对抗的根源呢？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香港01：确实如您所说，中国很重视中产阶级，但对执政者来说，目前面临一个急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和日益发展壮大的中产群体对话，您前面也提到中产阶级与政府互动的问题，因为中产是最希望有稳定感的，他们看重规则和法治，这也是为何疫情之后很多与法治相关的议题可以成为社会热点的原因所在。关于执政者如何与中产对话，您怎么看？

李成：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也很关注中国民众的想法，各种形式的对话也在展开。目前民企缺乏信心的状况，房市股市都不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改变起来并不容易。很多政策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要不要来一个大的刺激计划，刺激计划也是有代价的，该怎么平衡和把握？携程的老总前段时间跟我说，中国国内旅行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以前，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因为中国今后的消费不是靠富人，而是靠中产群体消费来拉动的。这些都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必要条件。

作为中产阶级来讲，可能更多的要把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放在世界范围的历史角度来看，而不是仅仅放在这两三年来评判。目前中国经济不好，但世界上哪些国家经济好呢？美国好吗？美国是靠不断的印钞票，不断的高利率来维持的，这能长期维持吗？对整个世界的负面冲击将会有多大？其他国家将如何反应。这些都是值得考量的，中国的变化必须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当中去看，中产群体尤其需要更多了解世界的变化，形成新的认知和共识。

现在中东和欧洲还在战争中，在这样的大变局之际，领导人把安全放在了经济之上，这样做对不对大家可以保留意见，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安全问题对很多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安全，经济发展如何保障，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