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机构改革・五︱理顺一国两制逻辑 隐含“统一后”台湾想像

撰文: 张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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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闭幕后,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台湾方面以惯常的“局外人”观点,纷纷从中共集中和统一权力的角度给出解读,从而忽略了整份方案的内在逻辑。其中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及其职能的做法和思路,其实不难看出中央有意借此理顺一国两制的认知和逻辑,确保行稳致远的治理工作,当中不乏存在着对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的考虑。

先从整份方案的结构来看,如何在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轴下,厘清、确定党和政府的分工角色,显然才是这份方案透露出来的关键话语。以占据方案重要篇幅的金融和科技两个领域为例,便能很清楚地看到,党中央负责的是全局性的战略统筹规划,而国务院则更具体承担起细节推动和执行,既做到“桥归桥、路归路”的明确划分,往“现代化国家”最有效治理的方向趋近,同时分别应对外部挑战和内部稳定等战略性需求。

由此思路来理解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的组建,便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其意义所在。香港回归以后,经历了包括反修例运动在内的几波政治动荡,既有来自外部的国安挑战,也有内部一国两制框架和边界的浮动。如今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往前踏了一大步,有别于过去的消极、被动、区隔,走向积极、主动、融合的“一国两制2.0”,从而更加强势的确保一国两制不会“异化”,为的是追求治港和治澳更能行稳致远。

3月16日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到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资料图片)

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需要看到其承担了“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的三大职能,并具体体现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六个方面,本身便可视为中央治港逻辑的大变化,提升港澳工作的层级,从顶层设计逐步往下理顺。

其中最为亮眼的要求在于“保障民生福祉”,说明中央看到了存在于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有意积极打破西方名为“繁荣”、实为贫富不均的思维,致力于香港社会民生的公平正义。同时强化来自于中央层级的“督促落实职责”,确保有效治理的政策落地推行。

此番调整虽然是面向于香港和澳门的实际情况,但在“一国两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上,却很难说没有把台湾考量进来。特别是习近平已在2019年提出了“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对北京而言,“台湾方案”并非港澳模式的百分之百复制贴上,但依旧是要在“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下完成两岸和平统一,故而治港治澳的逻辑思路,从中亦能看出北京对于“统一后”治理台湾的擘划轮廓。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路透社)

在美国挟“台湾牌”遏制中国崛起的外部冲击,以及民进党政府“抗中保台”的敌意操作下,可以看到中共二十大之后的对台政策,无论是对美斗争或对台工作都展现出了主动和积极性,尤其是面向台湾社会群体启动从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统的“三步走”,不断强调要向台湾人民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因此宋涛就任中央台办主任之后,接见台湾基层代表、推动恢复直航、陆续开放农渔产品进口等等,都是北京落实“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的一环。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大陆还不断释出“统一后财政收入将尽用于改善台湾民生”的讯号,二十大以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台段落也都强调了“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这些来自北京高层带有“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的涉台发言,说明了两岸关系不只是与美台政治博弈的问题,也不只是纯然“惠台”或者“穷台”的经济思维,而是北京站在一国两制的政策制高点上,思索如何长治久安,瞄准台湾被蓝绿政党恶斗所掩盖住的社会不公矛盾,所做出的统一后治理布局。

两会过后官宣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看似与一海之隔的台湾没有关系,但无论是北京在应对金融和科技的战略规划,还是打破传统西方主导的政党政治认知,尤其是透过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重新理顺一国两制治港逻辑、面向统一后的治理台湾想像,对于同时被地缘风暴和统一进程包围在中心位置的台湾来说,其实很难置身其外。

何谓“第五个现代化”?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月16日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党的机构改革有何调整?

增加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社会工作部以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