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后追问“一国两制”：如何从制度条文走向日常生活
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从高层到地方再到学界，开始进入“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周期。11月2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传承践行‘一国两制’历史文化暨2023版‘一国两制’知识台历新闻发布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议邀请涉港、澳、台相关单位权威专家学者围绕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2023版“一国两制”知识台历新闻发布、港澳台历史风物、“一国两制”价值意义、“一国两制”博物馆建设及港澳台未来愿景等进行研讨。
2022年对香港来说无疑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年份，一方面，2022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这也是邓小平当年承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另一方面，在经历过占中、旺角骚乱以及2019年的修例风波之后，香港在国安法落定和选举制度改革之后，进入了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再加上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外部环境之变，香港二次命运的探讨显得尤为迫切。
怎么理解二十大报告和新党章的港澳部分？
在研讨会中，不少专家学者从二十大报告和党章修改的文本出发，籍此剖析香港下一段的施政重点和方向，同时也回归到“一国两制”本身，并结合香港过去25年的具体实践来正本清源这一制度设计的内涵与外延。二十大报告对于“一国两制”的论述，延续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的讲话，“‘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而新修订的党章，则将“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改为“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在开场主持中，将“一国两制”的现代精神总结为四点：一种和平的而非冷战思维的精神；巧用两制的差异及其活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杠杆精神；设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平的、明确的、长期的竞争规则的竞争精神；着眼于整个国家发展与人类发展相协调的发展精神。
对于“一国两制”长期坚持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教授提到了“一国两制”长远发展需要实现坚持与完善的辩证统一，而这其中又内含了“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在焦洪昌看来，不变的是“一国两制”的基本政治架构，包括“一国”的底线不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不变，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不变，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的方向不变；变的是具体制度设计与相应的体制机制的优化与创新。
而围绕党章表述的微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表示，新修订的党章从原来的“按照”到“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这不是一个小的改动，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改动，那是经过决策层认真思考的结果，也总结了过去25年香港的实践，包括十八大以来港澳本身发生的重要变化，特别是2019年面对的挑战与冲击，才做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判断。“二十大报告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全局，所以我们解读学习理解二十大报告有关‘一国两制’部分一定要回到整个二十大报告思想系统里面，通篇从指导思想到布局国家的发展，以及处理发展与安全、内部与外部等。”
诚如《香港01》在二十大前所预判的，“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将从十九大的“两权结合”进阶为“两权统一”，且持续强化对港全面管治权。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陈端洪的发言重点谈到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如何结合、如何统一的问题。“我们在讲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结合的时候，我就想问：怎么结合？结合点在哪里？当讲中央全面管治权，中央肯定是要出面的，怎么出面？2014年的白皮书特意交代了，不是要否定特区的高度自治，不是代替，不是越俎代庖。具体方式是什么？基本原则是什么？中央的出面，要有一个根本的理由。”
这是陈端洪的问题意识，也是很多港人自2014年开始，面对中央首次提出全面管治权之后以及香港大小事变之后愈发疑惑的问题。在陈端洪看来，全面管治权在港澳问题上体现的是制宪权，确立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权力，特别是设定特区制定基本法的权力，制宪权是全面的，制宪权是决定权力的权力。一旦转为宪定权，也就是写成法律条文后，所有的权力都是有限的。而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以及宣布紧急状态。“对待高度自治的问题上我们要把日常管治和宪制秩序的维护区别开，不是对待日常管治，不是代替特区政府做日常决定。”陈端洪最后强调。
如何从制度条文走向日常生活？
制度条文之外，如何让港人真切意识到“一国两制”对香港来说是最佳制度安排，进而推动国家认同和人心回归，这就需要从抽象制度条文走入港人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一国两制”知识台历编委会自2021年开始推出台历，并正在推动“一国两制”博物馆的建设，正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法律条文走向日常生活的有益探索。
“一国两制”知识台历编委会主任吕英杰在发言中坦言，希望“一国两制”台历可以成为“一国两制”主题宣传的一面旗帜，新版台历丰富了新选制、香港国安法和二十大中与港澳台相关的新内容，主要包括：浓缩和展现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与制度体系形成的历史；浓缩和呈现港澳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全球化的成功经验；以讲故事的形式与港澳社会、与国际社会对话互动；搜集和选录对“一国两制”事业有突出贡献的港澳台人物及其故事，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光荣历史传统与奋斗精神。
谈到香港的国家认同和人心回归，去殖民化和香港的教育问题往往会被谈及。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刘蜀永在发言中建言，除了通过修好地方志、用好地方志促进人心回归之外，还应该推动历史教育和去殖民化。“过去这些年，部分香港年轻人激进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历史教育的缺失，去殖民化做的不到位，现在应该是时候去掉一些有殖民色彩的街道名称了。”建言之外，刘蜀永也坦言，去殖民化并不只是更改街道名称这么简单，还需要深入的正确的历史教育，但更改街道名称也是需要做的一件工作。
对于刘蜀永的建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䶮进一步补充道，“单纯的基本法，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关法，很难真正的切入到香港生活深处的，要想实现高质量、高水平，要能够探入到、延伸到文化脉络的毛细血管，如果在这个层面能够做出一些改变，自然而然很多问题就会水到渠成了。”
此外，张䶮也回应了陈端洪所提的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如何结合的问题，“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真正融合可能不是一个单纯制度层面能完成的，从我们法学理论研究来讲会知道，现代法制观念根子上是文化概念，法是人造的东西，既然是人造的，除了我们讲的主权意志决断，还要有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染，这是法变成法制非常关键的一个维度。”
修例风波之后，尤其是中央以雷霆手段推出香港国安法之后，不少港人选择用脚投票逃离香港，这期间也不乏一些认为“一国两制”已死的悲观论调。对于经历过修例风波“高烧”的香港来说，任尔东西南北风，发展是硬道理，而要想实现健康持久的发展，必须不断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必须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香港的独特性在于，迄今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具体实践着资本主义，却又在主权和法律意义上归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要知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体制与制度的共融互通、交流竞合，不仅对于时下正纠葛不断的台湾而言意义非凡，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思考不同制度与文明如何“联姻”，或许都将是一个样本式的存在。这样的香港，至今仍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