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挑战|比“一国两制死了吗”更重要的是“怎么活”

撰文: 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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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的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延续20周年讲话,再次重申了中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决心。习近平说,“‘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习近平此讲话已经将邓小平“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进阶为“一国两制长期坚持”,是为给香港社会的最大定心丸。且讲话之外,中央对于“一国两制”的坚持是一贯的,作为对香港承担最大宪制责任的中央,是最担心“一国两制”失败的,毕竟一旦“一国两制”失败了,首先不是香港的失败,而是中央的失败。但与中央反复重申“一国两制”两个确保(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相对应的,则是越来越多人对于“一国两制”走向“一国一制”的担忧,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推出和选举制度的改革,港台和国际社会不乏“一国两制已死”的悲观论调。

“一国两制”真的死了吗?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在涉港方面又会给出什么新说法?对于后一个问题,《香港01》在《二十大报告前瞻|从两权结合到两权统一 强化对港“全面管治权”》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论述。而对于前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判断题,而是一个论述题,因为比“一国两制死了吗”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为什么活”、“怎么更好的活”,及其本身之于香港、之于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

不少港人可能会认为,当年邓小平将原本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作用于香港,不过是权宜之计,香港在中央眼中不过是“会下金蛋的鹅”,是可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象。再加上过去几年,尤其是修例风波之后,中央充分吸收过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教训,愈发强化全面管治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存在,不少港人愈发笃定,“一国两制”原本承诺给香港的自由和空间正在渐次限缩,“一国两制”走向“一国一制”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1992年1月19日中午,邓小平来到深圳皇岗口岸,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将“一国两制”率先作用于香港确实有“袋住先”的考量,毕竟港英统治的年限迫近,解决香港问题是近在眼前的事项。但经过25年香港的具体实践,以及未来解决台湾问题还需要依循“一国两制”,证明“一国两制”不仅不是权宜之计,且有着超常的先见之明和政治智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一国两制”肯定没有死,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进行,“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不符合中国现代化整体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民族复兴与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战略规划。因为中共将“一国两制”的成功视为中国复兴的一部分。但“一国两制”必须是中国自己定义下的“活法”,所以其实不是讨论它死法的问题,是讨论它有什么样新的活法的问题,所以才有人所提的香港二次回归,“一国两制”的2.0版,“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下半场。

李家超将于2022年10月19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资料图片/政府宣传片截图)

对中共而言,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在强化全面管治权的同时,在确保“一国”的前提下,如何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内涵与外延,因为这不仅是继续保持香港独特优势的必要条件,也是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重要试验场,以及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窗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对《香港01》表示,在新的时期,(中央与香港之间的)对峙张力没那么大了,如果没有必要的张力,香港就会逐渐丧失竞争力,“要避免恶性的对峙,也要保持正常的对峙。”《香港01》总编辑于品海在《“一国两制”同样需要改革》一文中亦坦言,“这一次,香港应该针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去除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物质主义,用全新和朴素的视角看待香港这一制,更要借鉴内地的现代化路径,反思‘一国两制’的进步意义,让‘港人治港更上一个台阶。否则,香港恐怕将会优势尽失,甚至堕落为纯粹的附属型经济,降格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强调香港的独特性和优势。(资料图片/联合采访)

曾在中联办任职、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部部长的强世功日前在一篇总结香港25周年的文章中,同样倡议在25周年的关键节点,应该对香港的未来有进一步思考,而且这种思考不应故步自封。“香港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窗口’地位不断下降,而香港又面临自身经济问题,需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不仅要适时调整香港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从过去的‘走进来’战略调整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的资本、技术、管理、讯息乃至文化理念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将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从经济定位转向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不能用内地治理社会主义的方法来治理香港的资本主义,而要用香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来解决香港问题。”

从过去一百余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逐与此消彼长来看,两者到目前为止都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香港的独特性在于,迄今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具体实践着资本主义,却又在主权和法律意义上归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要知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体制与制度的共融互通、交流竞合,不仅对于时下正纠葛不断的台湾而言意义非凡,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思考不同制度与文明如何“联姻”,或许都将是一个样本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