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稿·七｜自由派消声小粉红崛起 中国青年思潮十年剧变
导言：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回看过去十年，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还是中共百年的周期中，都是极为关键的十年。过去十年，不仅中共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从高速度转入中低速并成为新常态，滴滴、电子支付等平台经济亦将中国正式带入科技变革周期和互联网时代，社会层面思潮涌动，中国人的世界观变得不同以往，小粉红崛起成为最具标识性的现象，平视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对中共和中国的信心与自信登上舞台。当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后，中国之变以及中国可以在国际场域发挥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总结”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此为系列特稿第七篇。
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亦影响时代。
过去十年，中国青年思潮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复杂、多面、杂糅的特征，不仅青年群体的政治光谱、价值观倾向、意识形态多种多样，纷繁复杂，而且同一倾向的群体有可能包含多种混合左右、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元素。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入普及、向下兼容，参与公共讨论、表达公共观点的青年数量相比于过去有大幅增长，参与人数越多，呈现出的面向自然更加复杂。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早已不是某种单一思潮能够一统天下的时代，不同群体的文化往往又各不相同，社会思潮呈现圈层化，青年群体的意识形态高度分化、各式各样，其实是可以想象的结果。
不过在更趋复杂多面的总特征之下，青年群体内部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那就是过去那种单纯偏向自由主义思潮的年轻人所占比重明显在下降，而偏向小粉红的年轻人声量大增，且日益展现相当大的影响力。
从社会流行的思潮来说，在2012年之前，不论是倾向自由主义并深深影响无数青年的南方系媒体的风靡一时，还是微博引发的“围观改变中国”热潮，抑或自由派公知、大V在网络上的巨大声量，都在显示当时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年轻人的巨大吸引力。但以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宪政梦事件”为标志，南方系媒体陆续遭受整肃并波及整个内地偏向自由主义的媒体和平台，比如，2016年汇聚着一些体制内改良派的《炎黄春秋》杂志被整顿，以及曾在网络上影响甚大的共识网突然被关闭。2013年初的宪政大讨论在过去十年成为了绝响，自此之后，宪政都成了敏感词，许多偏向自由主义的媒体、知识分子、网络大V要么被整肃，要么变得沉默。
与之相对的是，偏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小粉红在其对手自由派日渐消声后影响力不断增大。小粉红泛指199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新一代爱国主义青年，他们早在2012年之前便已出现并形成初步影响力，2012年后随着偏向自由主义的公知、大V的衰落，在意识形态市场留出空间，他们趁势而起，抢占并深度影响舆论场。
2015年，一批大陆网民抵制在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台湾艺人周子瑜。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轰动一时，大批大陆网民在三立新闻、苹果日报和蔡英文的社交媒体主页上发布评论。同年，赵薇执导的电影《没有别的爱》因演员戴立忍被质疑政治立场问题遭到抵制，继而导致戴立忍被撤换。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后，大批网民掀起讨伐香港暴力示威者的舆论声浪，并引发抵制NBA的争议事件。同年，伴随建国70年的国庆大阅兵举行，小粉红的爱国主义情绪达到高潮。今年，香港歌星张学友因一则祝福香港回归25周年的视频被曲解而招致小粉红围攻。
过去十年，诸如此类的风波层出不穷，小粉红频繁发起的针对有辱华、反华、港独、台独倾向的人士、组织或事件的舆论讨伐，莫不在海内外舆论场激起层层浪花。在此过程中，小粉红浪潮的非理性一面日益显现，已经出现癫狂的危险趋势。
为何会这样？时代变了。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力，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能达到一个高峰，与当时文革结束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背景密不可分，那时自由主义与国家政策走向有着广泛的重叠，一时之间，启蒙自由主义几乎是知识界的共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还是自由主义与国家政策的张力，都不断凸显，知识界和社会大众的思想分化均在日益加剧，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过去十年，伴随着中国公共舆论管控的持续收紧和国家崛起进程的延续，内有官方对于毛泽东时代红色传统、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日益强化，外有中美结构性矛盾凸显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向挤压，自由主义的活动空间被明显收缩，影响力大降。
不过，纵使如此，自由主义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思潮，每一次中国遭遇重大危机或出现重大公共事件时，自由主义的影响都会春风吹又生。自由派一直以来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法治、节制权力、批判思维、独立精神、契约精神等观念，早已内嵌于中国社会，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代底色。
哪怕是被许多自由派讽刺和批判的小粉红群体，早已在不同程度上与自由派共享许多价值和观念，只不过二者对于国家、政府、资本、国家博弈存在分歧。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余亮在《小粉红的系谱、生态与中国青年的未来》一文中的说法：“当我们潜入小粉红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水面之下观察，可以看到小粉红与其对手‘普世’派共享了一些重要的当代意识形态与情感构件，包括‘躲避崇高’、生活政治、后现代的谐谑趣味、政治正确、普遍性的心灵脆弱焦虑等等。”当然，一些人也许会说小粉红群体与普世价值派所共享的一些重要的当代意识形态与情感构件，带有庸俗自由主义印记，不属于真正的自由主义，可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乃至环顾全世界，有多少人的自由主义不带有庸俗、肤浅的面向？
自由派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必然伴随着小粉红群体的壮大。与许多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会伴随民族自尊心和荣誉心的高涨与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一样，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创造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时，必然催生巨大的民族自信，必然会让从庙堂到民间的更多人开始以平视眼光审视西方。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十分明显，老一辈知识人大多对西方抱有较多美好想象，相对倾向于以西方为师，对外交往时偏向忍耐、和为贵、以时间换空间，但在年轻一代知识人中，包括许多有丰富西方留学和生活经验的人，其中不少人认为西方的理念和现实有巨大落差，西方内部问题重重且存在种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非理性力量，故他们对外交往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浓厚，更偏向于强硬和斗争。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尤其是过去十年内有中国官方对于民族主义、主体性的强化与对外工作时频频展现强硬、锋芒，外有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和海外社会非理性事件的刺激，势必会在中国民间产生巨大回响，其结果自然会让小粉红的声浪不断高涨。某种程度上说，佩洛西访台之所以一度能在中国社会激起那么大的不满情绪，以至于舆论场一度产生军机驱逐佩洛西和武统台湾的幻觉，固然有胡锡进的误导，但从更深层因素来看，这显然与过去十年一路高涨的小粉红思潮有直接关联。
自由派影响力下降和小粉红声浪的高涨，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强化主体性和复兴传统文化，会让中国对外交往更加强硬和更具锋芒，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社会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非理性力量不能不有所忌惮，会让中国社会关于西方的叙事更丰富多样。另一方面又容易诱发民粹民族主义，给中国外交的灵活性带来干扰，不利于中国社会朝向包容、多元和开放的方向演进，让整个舆论氛围容易敏感、动辄得咎和撕裂。
近年来，舆论场动辄发生的一些非理性排外和上纲上线式的指责，是小粉红思潮负面影响的有力例证。不论胡锡进和沈逸的论战揭示出小粉红内部的分化，还是网络上一些人对于张文宏、张学友的不当指责，都在说明小粉红思潮的副作用不容忽视，民粹民族主义不能不防。毕竟，历史经验一再警示，民族主义在合理范围之内是必要的、正当的，但一旦滑向民粹民族主义，且日益癫狂，容易走火入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可怕的反噬。
中国青年绝对应该平视世界，走出历史的悲情和阴影，自信地面对西方，但自信不等同于盲目自大或排外。历史学家许倬云说过，“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一个崛起的大国应该是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深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朴素智慧。小粉红崛起背后反映中国青年的自信，这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只有在自信的同时兼具包容、开放，善于从世界各国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才能如一百多年梁启超期盼的那样“少年智则国智”。
小粉红思潮能在中国走多远，目前尚难以断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小粉红思潮的影响力除了与小粉红群体自身能否去芜存菁、反躬自省、自我超越有关，更与当下中国能否持续崛起，能否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有关。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尤其是李文亮医生逝世那晚，包括许多小粉红在内的青年普遍不满和失望，后来中国在全球深陷疫情泥潭情势下率先控制疫情，迅速在全社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反馈，可今年上海封控期间的乱象又让许多年轻人心灰意冷。这说明小粉红的热情与国家治理的好坏紧密相联，国家治理越好，小粉红情绪越高涨，反之亦然。网络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青年的流行说法：很多青年对国家充满信心却对自身前途一片迷茫。可以说，小粉红的爱国后劲能持续多久，取决于当下中国社会能否趁目前多数年轻人对国家充满信心之际早日解决困扰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