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稿·六｜新四大发明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马云们”在颤抖
导言：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回看过去十年，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还是中共百年的周期中，都是极为关键的十年。过去十年，不仅中共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从高速度转入中低速并成为新常态，滴滴、电子支付等平台经济亦将中国正式带入科技变革周期和互联网时代，社会层面思潮涌动，中国人的世界观变得不同以往，小粉红崛起成为最具标识性的现象，平视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对中共和中国的信心与自信登上舞台。当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后，中国之变以及中国可以在国际场域发挥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总结”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此为系列特稿第六篇。
无论是在人潮汹涌的公交，地铁，还是在川流不息的餐厅、商场，随处可见一批“低头族”，他们或在刷微信朋友圈，或通过APP浏览新闻，或用手机玩游戏。外出用车时，不再站在路边和很多人争抢一辆taxi，而是通过Uber、滴滴提前预约，有快车、出租车、专车、顺风车、代驾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外出订房时，他们不再打电话或上携程网预定酒店，而是通过Airbnb、途家等提前预约，酒店、公寓、民宿，皆可选择。晚上随意几点，想吃小炒、烧烤，喝点小酒，美团外卖、饿了么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大饱口福……
过去十年，随着平台经济的陆续崛起，不仅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被彻底颠覆，而且也为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边际效益递减之际注入了新的活力。2017年，“新四大发明”一时间成为网络流行词，指的是：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实在没必要拿“新四大发明”同“四大发明”较劲，这只是现下时代生活变化的一个“代言”。十年前，人们可能很难想像，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一切，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渗透到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新四大发明”开启新一轮技术革命
过去半个世纪，欧美国家经历过两次数字化浪潮，可惜中国都没搭上车。第一次是60-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商用化，IBM、微软、甲骨文、SAP几家公司先后崛起。先是提供硬件产品，然后发明了提供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技术服务。第二次是2000年到2008年，基于云计算和SaaS模式的发展，诞生了AWS、Salesforce等市场霸主和百亿级独角兽……
市场早已经被国际巨头垄断，要自研自建争夺市场份额，是一件非常漫长、需要 巨大资本、短期回报率低的事情。在当时，确实鲜少愿意碰。对企业来说，面临很大挑战。而对国家而言，这都涉及关键领域的数据安全、科技研发独立性以及维护数字主权的重大问题。终于总还是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化腾、马云、刘强东等还是预见了这个领域的未来。毕竟中国有14亿人口红利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生活中衣、食、住、行、游、购、娱有无数的消费需求，也经过了10余年迅猛发展，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都集中在了消费端市场，在社交媒体、内容平台、电商经济和O2O的互联网产品都迅速孵化、催生出了超级公司。
虽然，这些都并非真的是中国发明，但在过去十年间却在中国率先大规模推广开来，影响深远，他们推动中国经历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必须认识到，这也是历史上几次技术革命里，中国第一次不是局外人、追赶者，而是以领导者的姿态在发动世界经济引擎。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前期必然会出现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因为没有规则。在无规则的情况下，用中国最通俗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前期是在“打天下”，没有人会说什么，当“天下”打成，开始形成资资本利益的时候，各种非议就出来了。
“有形之手”出手 马云们颤抖了
互联网巨头在自成体系的平台内“呼风唤雨”，人们忽然发现，除了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又长出来“第三只手”——互联网平台的手。这只手建基于大数据、演算法、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莫测高深的东西，看得见，却摸不着。人们享受着平台带来的各种便利，同时产生了各种疑问，引起对安全、私隐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关注。对监管机构来说，这也是前所未见的新局面，不知道要不要管、该怎么监管。
科技巨头们打造的“平台”有三个特征：一是用资本聚合串联起一个以平台为中心的横向和纵向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跨市场、闭环的产业生态圈；二是向平台内的经营者、用户提供交易场所、规则、支付、金融、监管等准公共产品，不再以单纯的财务指标为回报，其目的在于获得市场支配力；三是平台内要素按照某种机制组合和流动，价格机制不明显。由于整个游戏规则是平台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设计出来，造成平台缔造者就是“王”的现象。由此看来，平台肯定需要监管，关键是怎样监管。
因新经济有上述特征，传统的反垄断理论和工具箱，比如所谓相关市场、价格操弄，都没有切中要害，无法对平台实施有效监管。更荒谬的是，一些反垄断工具反倒成为某些平台规避监管的挡箭牌。事实上，“平台”这个经济组织在形态上已升到新的维度，拿“低维”的武器来监管“高维”的形态，结果可想而知。
确实，互联网领域无序扩张非常明显。一些资本利用互联网平台不断推动垄断，使得中小企业实在活不下去，不断被盘剥。已经逐渐从线上发展至线下零售，如此下去，更多中小企业将没法生存。而更夸张的是互联网金融，一些资本变相地利用科技。原本，科技就是科技，不能把金融利用科技也叫科技。金融利用科技就不是科技创新，还是金融，本不能混淆。但互联网金融钻了空子，甚至把所谓的高利贷包装成普惠金融，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融资不断上升。这是金融领域无序扩张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正是在这背景下，中央开始动作频频，就连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都亲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后这句话出现在各种中央文件中。阿里、腾讯、滴滴、字节跳动一众互联网巨头无不被处罚。同时舆论喧嚣吵杂，从蚂蚁集团上市临时叫停、被指“吸血鬼”，到《人物》杂志《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发社会共鸣，互联网巨头们忽然间被千夫所指。
反噬效果出现 “国家要打击资本”了吗？
但，很快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发了打击资本的担心。企业界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国家要打击资本”这样的判断，造成不少企业紧张，不敢再去增加投资、增加消费。
实际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不是要打击资本。首先，资本本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范畴，资本不逐利就不叫资本；再次，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相吻合的。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的时候叫资本有序运行。当然，也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对立的、不协调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叫资本无序扩张。所以，判断资本是有序运行还是无序扩张的主要指标就是看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协调。任何企业在逐利过程中都要注意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
坦白说，资本“狂魔乱舞”确实扰乱了正常秩序。中央层面整治是希望更多资本进入和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的轨道，希望更多资本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这些都完全可以理解初衷——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性发展。
但问题就出在，从互联网开始，这一棒子打下去，牵涉房地产、金融、互联网、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个产业，说巧不巧，都是风口产业。前几年有多火爆，这一年来就有多冷清。它们都是资本密集型或资本运作型，也都得到政策大力支持。短期的“政策扶持+资本扶持”，出现了一段极度繁荣的镀金时代。这个镀金时代，成为了标杆。但突然间，政策急转直下，规范化监管体系日益织牢织密，一通“狂轰乱炸”，“野蛮生长期”结束立刻进入“冰河期”，企业立刻戴上了紧箍咒。
“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是监管主基规范是正向的，但在坊间，规范性举措跟铺满舆论场的“反资本”情绪碰面后，总会催生出别样的解读：比如，把监管看成“锤”；“扯袖子也是一种爱护”，可有些人担心，会不会把手臂给扯断了；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也被有些人曲解成“大了就该倒”……相关上市企业市值不要说腰斩，直接斩到了脚跟，市值虽然不是真金白银，却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渐渐地，开始担心“资本无序收缩”。企业情绪的力量不容低估。而情绪的另一面是预期，也是信心。
此外，基本上这几个风口产业承包了这几年应届毕业生近60%的求职意向。如今，一刀砍下，无差别挤泡沫。当资本不再裹挟了，就业吸纳能力也迅速衰减，上下游一损俱损。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更不会有消费了。这也是居民消费倾向降，各种刺激消费政策效果不彰的重原因所在。周而复始，预期转弱，就由企业转而繁衍至整个社会层面。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是中性词，也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野蛮生长到垄断和无序扩张的地步，监管者便无法坐视不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社会主义的属性决定的。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前苏联和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前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套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中国政府和私营资本之间也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有一道防火墙，更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大型垄断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和操纵政权。总之，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定语，就是要坚持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该如何处理平台这只“手”呢？现阶段来说，应当立足于打破平台与平台之间分裂割据的状态，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不是要摧毁平台，而是统一重建规则，任何平台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与一般经济规则之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发挥基础作用，这也是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用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各种反市场的壁垒，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平衡。
不可否认，一定会出现因为资本逐利性而造成了对某些人乃至某个阶级的影响，今天传统的地产、创新的平台经济皆是如此，明天还会有其他。但这个侧重点是如何规范，而不是动辄就批资本的邪恶，去限制资本“天性”。要知道，没有天量资本，做不到如此翻天覆地。如何运用好资本，而不让资本走偏，就必须管，还要管好，这才是在野蛮生长的下一个阶段必须跟上的事情——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亦将是中共20大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