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台湾“回归母国不适症”是怎么形成的？︱专家有话说
香港回归25周年当天，习近平在庆祝大会致词时特别强调，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香港回归以来发生的动乱，在台湾光复初期也发生类似的经验，台湾知名作家郑鸿生认为，两者背后有共同的历史性因素，比较的意义在于它们都是在19世纪时先后被列强割据的中国领土，也都在回归母国时产生了冲突。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于7月13日举行“帝国的非物质遗留──论台湾与香港被占领经验的异同”专题讲座，邀请郑鸿生主讲，由该院教授朱双一主持。郑鸿生聚焦于香港和台湾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语言与人才培育政策，形塑了两地知识精英的文明优越感，同时又缺乏国家观念，从而造成“回归母国不适症”。
帝国教育政策与汉语传承差异
郑鸿生首先盘点了英日两帝国施行的不同现代化策略，指出日本帝国作为学习西方的后起现代帝国，抱持着要当“帝国主义世界模范生”的不甘认输心态，却又有着对自己过去“落后”状态的羞耻感与自卑感，特别不能忍受这些新占领地的落后状态，而要对其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于是在台湾留下数不清的痕迹，包括从“公学校”（给台湾人就读的现代小学）到中学校的全日语教育。
相较于此，老大帝国的英国没有这种心理纠结，它在香港只是在统治一群被它认定是落后的子民，一切以维持其统治与帝国全球策略为考量。因此，它在香港除了以中央书院与香港大学等学校来培养中上层管理与中介精英外，并没有像日本在台湾那样在中下阶层强势施行现代化教育。
英日不同的教育政策，带来了汉语传承的差异。郑鸿生分析，台湾的汉语方言闽南语或客家话经过日据时期都发生了传承的断裂，接受日语现代化教育的“乙未世代”，虽然在家中邻里还能运用闽南或客家口语，却开始丧失母语的论述与书写能力，日语成了他们主要的现代化论述与书写语言。
而香港在港英时期却由粤语一支的广府话一统天下，成为香港人的通用语。再加上19世纪末中国大陆的革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的胎动，令港英当局十分不安，其为了对抗中国革命运动，于是鼓励传统汉文书院的发展，想以保守派来抵销革命派对香港的影响。港英政府要到1949年之后才开始大力推广小学普及教育，不论是课本教材或上课语言都是广府话，此后在与中国内地政治发展脱钩的历史情境下，广府话最后成了香港人的通用语。
郑鸿生强调，虽说英语在香港还是最高阶的语言，由于有这个广府话来作为上下一体通用语言的条件，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就未如1945年台湾光复后几乎整代知识精英的失语状态。由此可见，英日两国对其占领地的不同语言政策，造成港台在母语发展上的差异，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郑鸿生举例，2014年台北太阳花运动的现场，演讲台上与互联网上的论述语言与文体都是国语；反观香港，广府话是占中与反修例现场的唯一语言。
人才培育思维与治理能力匮乏
除了语言政策不同的脉络之外，郑鸿生也注意到帝国人才培育政策对社会自我治理埋下的影响。郑鸿生回顾日本在1928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不过这所日据时期台湾唯一的大学，是为培养日本的统治精英而设的，且为了配合帝国的南进政策，更被赋予南洋研究的重任。台湾总督府提供台湾人中学毕业后继续求学的主要是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台北商业专门学校、台南工业专门学校与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等四所专业技术学校。
从这整个教育体制可以看出，日本总督府并不想培养台湾人的政治管理人才，以及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全岛整个行政体制里，台湾人只居于中下层单位里的少数，以警察系统为例，基本上只能当基层的巡查或巡查补，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在日据时代就当过巡查补。
与台湾经验不同的是，郑鸿生表示，虽然英国没有如同日本在香港推行同化政策这样的强势作为，也没发生要香港居民效忠大英帝国为其死命之事，但港英政府却也透过各种类似手段“皇民化”了不少香港精英，在其统治后期还培养了一批能中英文并用的香港人管理人才，中下层公务员就是由这批人担任。
1997年回归后，香港也就是由这批人继续维持自我治理的稳定。然而就如近年来香港动乱所显示的，这批港英政府所培养的在地管理精英，只能在政治安定的情况下维持治理的延续与稳定，却还是缺乏乱局中所需要的政治领导能力。而且港英当局在1980年代香港确定回归中国之前，从未给予香港居民民主权利。这一点与台湾的日据时期基本一样，同样造成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与现代政治经验的严重匮乏。
殖民后遗症与现代文明优越感
从教育、语言、人才培育政策来看，郑鸿生认为台港两地居民在个别被日英帝国统治之后，继承了看似不同的帝国理念，而且这些理念其实都被在地化，甚至扭曲变形了，而最终都造成回归母国的心理障碍。
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始接受西医的治疗以及中医的没落，令医学校变得热门起来，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台湾西医培养学校成了台湾人子弟的新功名标竿，甚至像蒋渭水、翁俊明、赖和、杜聪明、李应章、许强、郭琇琮等抗日志士与左翼分子也都出自医学培育体系。台湾光复之后当医生依旧是台湾子弟的奋斗目标，后来也都成为社会贤达，拥有较大的发言权，进而从政，形成了畸形的人才分布。
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则有另一番景象，香港的医生没有台湾那么风光，但律师与法官的光圈则比台湾发亮很多。郑鸿生质疑，一般认为，“法治”是英国留下来值得炫耀的精神遗留，然而反修例动乱发生诸如冲击立法会与法院、打砸抢商店、围攻异议者等诸多暴力事件，却被不少香港居民与知识分子接受，似乎又显示所谓的“法治”只是修辞与工具，并不如宣扬的那样有实质内涵。
郑鸿生解读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后遗症”，日本占领台湾留下来最沉重的是“帝国荣耀”及其核心武士道精神的允诺与召唤，当帝国毁灭时，作为次等国民的台湾人民，在内心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这个创伤所衍生的各种心理与精神症候还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仍旧阴魂不散。郑鸿生提及2015年纪录片《湾生回家》引发的“假湾生事件”，所呈现的成为日本人的渴望，又如这十多年来充满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梦幻与依恋的一系列电影，都不自觉地表现出如上心理。相较于台湾战后这种扭曲的心理状态，英国人在香港所遗留下来的应该是另一种精神症状，从反修例运动出现的各种现象便可以看出。
然而不管如何，郑鸿生强调，英日这两个现代帝国都留下来一个共同的心态──“现代文明位阶”的观念，即是因为被现代帝国赐予了所谓的殖民现代性，而产生了对母国落后状态的歧视心态。直到现在，台湾很多人都还是不能免于对中国大陆抱着现代文明优越感，而这恐怕也是今天香港人的基本心态。
身份意识创建与国家观念缺乏
至于香港和台湾至今仍敏感的身份意识形塑过程，郑鸿生认为，这都与帝国占领有关，但又有着不同的历史与性质。台湾从被割让的第一天起就开启了“抗日”的传承，同时也在抗日运动中开始塑造以日本为对立面的台湾人身份。然而台湾人除了反抗之外，也同时带着被母国遗弃的悲情心理，因而当有着“祖国意识”的抗日分子被全数镇压之后，留下来的就只是悲情心理了。台湾光复之后又历经1950年代的左翼肃清，最有能力承担反思“后殖民”问题任务的一批人就此消失，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
而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其人口主体是大陆各次动乱所产生的移民及其后代所构成；在这历史过程中，相较于台湾居民从抗日运动中产生台湾人的身份意识，逃难来到香港的人比较会接受港英政府的治理，也就无从以港英为对立面来产生香港人身份意识，所谓的香港人基本就是住在香港的中国人之谓。可是在1970年代人口组成稳定之后，港英政府一直有意打造以新中国为对立面的香港人身份，包括以“中学会考”机制来抵拒新中国的事物、清除左派学校、以广府话替代国语等等。前港英政府的“用心”及其斩获，在香港反修例动乱更可看得出来。
郑鸿生进一步拆解历史细节，指出现代文明位阶的观念，即是台港两地区居民因为被现代帝国赐予了“殖民现代性”，而产生了对母国的文明优越感，以及“国家观念”的缺乏。这两种心态的互相加乘，遂造成了两地在回归母国时都产生了扞格不入的问题。
台湾社会在1895年乙未割让之后，与中国大陆基本隔绝，而没能参加到中国现代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而光复后赴台接收的国府军政人员是历经辛亥、北伐、抗战的国民党这一系人员，他们的中国观念是带着这段历史的。当他们碰上对中国大陆的艰辛过程不理解，却有着不能当家作主的悲情心理的台湾乙未世代，心理上的互相不适应就难以避免了。
香港虽然在被港英统治过程中，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但香港移民的难民心态以及港英政府“对抗新中国”的教育政策，也起了阻绝香港居民对中国苦难历史的同理心，无助于创建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更严重的是，没有母国的国家观念却有着现代文明优越感，这是台港两地在回归母国时的共同心理状态。
中国现代化问题与建立自主性
从历史视野剖析香港和台湾的“回归母国不适症”后，郑鸿生总结道，台港以及大陆由于经历了不同的现代化路径而产生不同的现代理念，当这几个不同理念互相碰撞时就产生了一时难以解消的问题。不管是哪条路径，台港的现代化过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识与政治精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输与栽培，各自在其社会取得论述主导者的地位。他们往往以各自的帝国之眼──西方帝国的文明世界观，来看待自身社会的传承、基层的人民，以及母国的种种。特别是对自身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都抱着深怕被西方耻笑的焦虑不安，不仅在台湾甚为寻常，在香港此前的冲突中也一一具现。
郑鸿生提醒，香港和台湾被现代帝国侵占之后产生较为特殊的复杂性，看似台湾或香港的特殊问题，但毕竟都是由传统中国社会被帝国占领与现代化之后产生的问题，所以还是传统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一环。也就是说，终究还是属于中国的问题，一个在台湾或香港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问题。
讲座尾声的提问环节，不少听众好奇，台湾和香港走过不相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产生的问题和“自我创伤”，对于中国大陆带来什么启发？三地又是否可能超越由于分殊的现代化道路所存在的“障碍”？
郑鸿生回应，台湾和香港过去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主体性，只能照抄欧美文明的道路，而上个世代传承下来的“中国观念”，又是奠基于“历史终结论”、视西方为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不走这条“文明”之路就会被轻视。郑鸿生建议，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要有精神自主性，强起来、站起来之外，还要提出吸引人的发展方向，一一击破由西方主导的“文明观”，不被西方打败，而且自己还可以走下去，自然就能说服周边的香港和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