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改清真寺：莫名其妙的“同化”　五十步笑百步的“迫害”

6月27日至28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于青海西宁考察，期间前往东关清真寺访视整改工程，过程出现在30日的《新闻联播》中，是为2021年东关清真寺整改计划启动后，官方首度证实并展示成果。由报道画面可见，寺中原有的阿拉伯风格圆顶和宣礼塔已遭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传统中国建筑。如此场景一经播出，引发了互联网舆论热议。

首先，有部分舆论质疑，如此更动是将古迹强硬改成“人民大会堂”，意味中国正对伊斯兰进行文化清洗，更有甚者，抨击中国正在强制“同化”穆斯林，为的是将这一信仰族群连根拔起；然上述言论面临了另一角度的反击，有部分网上舆论表示，任何宗教都要适应“本土化”的过程，况且今日“整改”并非拆毁清真寺，而是要使其外貌更具中国特色。如此论辩不仅在海内外舆论场浮现，也出现在不同区域、世代的中国穆斯林社群内。

平心而论，清真寺整改工程的推动，早自2017年《宗教事务条例》公布后，便在宁夏等地陆续开展，不少清真寺的阿拉伯风圆顶、宣礼塔皆被拆除，改为中国式建筑，其中亦有部分整改是针对未照原图施工、自行改建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在此背景下，西宁东关清真寺的整改并非首例，却仍引发舆情波澜，究其原因，除了官方报道起到传播效果外，也与其身为西北地区四大寺的标志性地位有关。简言之，东关清真寺的整改成果本身，便是此一政策深化的时代印记。

而由历史视角观之，中国清真寺究竟该有何种样貌、中国穆斯林又该如何定位自身，看似皆是事件引发的时兴话题，其实尽可在过往找到类似追问形迹。故与其说这是围绕西宁东关清真寺的单一辩论，不如说是西元7世纪伊斯兰传入中国后，便持续存在的千年历史回音。

“穆斯林中国化”与“中国伊斯兰化”

首先，整改清真寺外观也好、清查违建清真寺也罢，其背后直指的博弈核心，乃是“穆斯林中国化”与“中国伊斯兰化”两股历史趋势的消长。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最早由唐代的阿拉伯、波斯等中东客商传入，并在东南沿海、西北地区等海陆丝路集汇处，交织出了大片穆斯林社群，从而演化出不同的生活型态。以东南沿海为例，福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穆斯林社群，在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没落后，便失去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加上由元改明后，大量穆斯林通过科举制度融入中国知识社群与仕绅阶层，“穆斯林中国化”的趋势在此较为显著，不少穆斯林大族成了经学世家，更已不再践行诸如做礼拜、过斋月、大净小净、不食猪肉等宗教实践。

而青海、宁夏、甘肃等西北地区，则因陆上丝绸之路始终畅行，故与伊斯兰世界保持了一定接触，并持续为中国穆斯林带来宗教脉动，例如19世纪后中国伊斯兰出现的伊赫瓦尼派（Yihewani），便是源于东乡族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后，受当地主张回归原教旨的萨拉菲运动（Salafi movement）影响，归国后宣告带来“新教”而成。与东南沿海相比，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社群显然带有较强的“中国伊斯兰化”力道。

但尽管东南、西北或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群演化有所歧异，综观明清以降的中国伊斯兰发展，“穆斯林中国化”仍是相对显著的时代趋势。在人群形态上，经过漫长通婚与文化融合，“汉语穆斯林”于焉而生，且逐渐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主流人口，就血统而言，此类人群与一般汉人并无显著区别，最大差异只在是否信奉伊斯兰、贯彻信仰实践。

而在知识社群上，由於穆斯林的“儒化”势不可挡，许多人不仅已无法阅读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书写的宗教原典，更不知宗教实践的意义，甚至放弃了信仰本身。如此现象引发了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宗教领袖的焦虑，遂试图以语言教育、教法课程来维系中国的伊斯兰存续，以至明清之后出现了诸如“经堂教育”、“以儒诠经”等活动。但尽管如此，其所凭借的还是中国本土的汉语书写、儒家体系，甚至会在诠释伊斯兰经典的同时，大量援引儒家思想术语与概念，其看似要推动伊斯兰的在中国的信仰复兴，实际上却同样推动了伊斯兰的进一步中国化。故从现实层面来说，“穆斯林中国化”与“中国伊斯兰化”并非全然零和的博弈关系，两股力道间存在一定的灰色诠释地带。

而位处此次舆情核心的中国清真寺，亦是“穆斯林中国化”与“中国伊斯兰化”交织互动的典型案例。明清以后，各地清真寺便皆以中国建筑形制为主体依归，再融合伊斯兰相关元素，包括强调中轴线的四合院式院落布局，以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为外型的清真寺寺门、邦克楼（宣礼塔）和大殿，以及有别于伊斯兰矩形、十字形几何布局的中国式园林等。在此基础上，伊斯兰元素体现在建筑整体的坐东朝西（面向麦加），以及除去偶像符码的古兰经文、彩色几何或植物图案装饰上，北京牛街清真寺、山东济宁东大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上海松江清真寺、宁夏同心清真寺等皆是如此。

简言之，数百年来，除了新疆地区有缠回寺（维吾尔等非汉语穆斯林的清真寺体系，风格与中亚与伊朗清真寺相近）、汉回寺（即汉语穆斯林的中国风格清真寺）之分，中国其他区域的清真寺正统形制，都是上述以中国建筑结构为基底，再融以伊斯兰符码的风格，即便是马家军（清末民初实际控制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马姓穆斯林军阀大族）时期的西北，中国清真寺也未曾有过阿拉伯圆顶建筑，包括此次引发热议的西宁东关清真寺，其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马家于1913年推动重修时，仍是遵照了中国建筑的形制。

但既然如此，东关清真寺何以会有今日引发讨论的圆顶构造？中国又何以涌现大量阿拉伯化的清真寺建筑？关键转捩点，便是文革结束前后的政治、社会震荡。在这段躁动岁月中，中国有大量宗教建筑遭到拆毁，佛寺与清真寺皆在其中，阶级斗争话语更是压过民族论述。文革结束后，或是出于政治拉拢、或是出于补偿心态，中共大力补助各地重修、新建清真寺，甚至对先斩后奏的违建睁只眼闭只眼；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化、市场化脉动更是加剧了上述趋势，国外的赞助资金、设计提案通过穆斯林社群的跨境联系涌入中国；沙特阿拉伯也自1970年代起大力推行“清真寺外交”，在赞助、协助各地兴建清真寺的同时，输出瓦哈比意识形态，同时借机搭建留学平台等后续交流管道，拥有大量穆斯林的中国自是其目标之一。

于是中国清真寺遂在上述三股脉络交缠下，逐步染上阿拉伯化的色彩，西宁东关清真寺便是在1979年后的重修工程下，出现了阿拉伯风格的圆顶与宣礼塔。

既非“同化”更非“迫害”

换言之，许多外界舆论围绕清真寺整改工程，悲叹“伊斯兰传统不再”、“中国穆斯林覆灭”，其实不过是对著兴建不到50年的建筑结构，发出莫名奇妙的诡异哀鸣，而被这些圆顶所取代的数百年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却无法从同一群看似重视传统者嘴中，得到同等关注与重视。当然，这些“自诩重视传统者”中，或有不少人其实对中国伊斯兰的漫长历史、丰富内涵毫无兴趣，只不过是跟随媒体炮制的议程人云亦云，廉价表态一下自己对“中国人权议题”的关注，故会有此诡异表现也是情有可原。

而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清真寺风格变动，从阿拉伯化的盛行到整改工程启动，可谓是在“中国伊斯兰化”凭靠改革开放的时代之风水涨船高后，遭到了政治力的回调与校正，欲使其与“穆斯林中国化”形成新的均衡。而推动这般政治工程的新时代之风，则是中国民族政策对“离心”倾向的调整，即自1949年起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70余年后，要逐步修正偏离原初主旨的发展。

从功能视角观之，中共建政后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除了解放的理想主张、学习苏联等脉络外，也是意在聚拢彼时贫弱的中国，避免各区与各族人民在列强介入下频燃独立烽火，尤其是新疆、西藏、蒙古等传统国防前线，受到了英俄的竞相渗透与策动。故其除了成立自治区外，还通过许多优渥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学习，同时辅以考试加分、工作保障名额等制度，协助其融入求学与就业市场，并创建东部地区经济支援民族地区和西部省份的“对口帮扶制度”。

上述政策不论目的为何，核心的功能诉求便是抵销中国从内部分裂的民族张力；然而任何制度执行时间一长，便容易出现过程与形式凌驾目的的失灵现象，正如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多年后，渐有两制逐步凌驾一国的趋势，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施行70余年后，开始出现民族凌驾国族、甚至催生另类“新国族”叙事的僵化与偏离。在此脉络下，新疆的去极端化措施、内蒙古的双语教材改革、清真寺的整改计划，以及类似的取缔“清真泛化”工程，皆可视作对上述偏离的再校正。

然尽管如此，要以整改清真寺来论述中国正在“同化”穆斯林、甚至“迫害”伊斯兰，不仅滑稽可笑，更是莫名其妙。首先，先不论被整改的阿拉伯圆顶其真实来历与岁月长短，近年被整改为中国风的清真寺绝大多数位于回族聚居区，而回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其余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有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回族与汉族并无显著血缘差异、甚至使用同样的语言，两族最大差异便是宗教信仰的不同，故要用带有血统、种族意味的“同化”一词描绘此事，实乃无的放矢；若改为使用“汉化”一词，则除非中国今日彻底禁绝伊斯兰教、强迫所有回族立即世俗化或改寻伊斯兰以外信仰，否则“汉化”同样是不成立的论述。

至于“迫害伊斯兰”这般西方媒体陈年论述，可谓从新疆议题发酵起，便定期出现在各式报道的字里行间。但若细究数据，便会发现指控之下的现实令人莞尔。

若先不要求欧美各国创建类似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予其国内穆斯林、少数族裔求职、考试上的制度保障，而是仅比较其念兹在兹的清真寺实体建筑，根据德勤（Deloitte，创立于英国的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Noor Telecommunication（总部位于科威特的电信公司）、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DIEDC）共同出版的报告，中国的清真寺数量于2014年的统计数据为35,889座，2015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公布的数据则是39,135座，可见此一时期中国清真寺数量约在35,000座至40,000座之间，近年由于未有新数据公布，加上澳大利亚智库于2020年指控中国近年来拆毁8,500座清真寺，故外界估计数据约在22,000座至40,000座间。

而对照中国的穆斯林人口规模，不论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Statista网站估算的占比中国总人口2%，或是“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Review）认为的截至2020年占比1.73%，其数量乃在2,500万至2,800万左右。若用最极端的数据组合，即2,800万的穆斯林人口搭配22,000座清真寺，则中国穆斯林约1,272.7人能共享一座清真寺。

若观察美国情况，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数据，美国约有345万穆斯林人口，是距离当下的最近数据，而最新清真寺数量则是《美国清真寺调查报告》在2020年发布的2,796座，以此数据计算，美国穆斯林约1,233.9人共享一座清真寺，与其谴责“无情迫害伊斯兰”的中国水平，其实所差无几；法国最新的穆斯林人口数据，是2019年Eurobarometer统计的335万，其最新清真寺数据，则是法媒《法兰西24》（France 24）在2021年提及的2,600座，经过计算后，法国穆斯林约1,288.4人能共享一座清真寺，比“最极端的中国数据”还遭。

而若根据2021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新疆约有2.44万座清真寺，平均每530位穆斯林便可共享一座。虽说如此说法西方不会采信，但平心而论，与其整日炮制“种族灭绝”、“迫害伊斯兰”等叙事狙击中国，抓着整改清真寺大做文章，西方还不如先反求诸己，不必真要达到自己接受不了、也不愿采信的“530”这一数额，但也至少先把国内清真寺数量大幅提升至千人以内共享一座的比例，并设法务实解决移民问题导致的社会撕裂。如此一来或许日后在指责中国的伊斯兰治理上，还能多那么一点虚幻的道德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