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30年|1992年邓小平为暂停的改革开放按了快进键
1992年1月17日,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拉开了“九二南巡”的帷幕。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南方行程中,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做了巡视并发表讲话,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重新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
南巡期间,邓小平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如“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左的思想影响恶劣,谁不改革谁下台”、“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这些浅显易懂、如今早已耳熟能详的前瞻论断,平息了中共党内的种种争论,也造就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经济繁荣。
邓小平自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第三次复出政坛后,主导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1979年1月,邓小平历史性访问了美国,亲身感受到文革后贫穷落后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强国美国之间的落差。在邓小平的理念中,希望在保证中共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理想、原则的前提下,能够推动中国变革和经济发展,从而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真切反应了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但在1980年代,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选择中曲折前行。随着“价格闯关”(指中共试图通过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从而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但改革未及实施便引发民间抢购潮)的失败和国际风云的变幻,改革开放之路遭遇了重大挫折。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后,中国经济出现很大困难,中共内部许多人对改革开放也产生了很深的疑虑,执政思维变得保守。一方面,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欢欣鼓舞,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斗争走向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似乎得以实现,也给中共执政前途带来巨大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并遭到西方制裁。1989年后,大量外商停止对华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国外贸出口下降、资金外逃、生产萎缩,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下滑。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判定改革进展过快,开放政策受到质疑。这份决定重拾国内治理整顿之策,并执行保守的经济政策,有让中国重新转向计划经济和放慢甚至结束改革开放的苗头。在政治上,中共党内还有人提出了“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双重任务论”(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应对时局的观点,这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完全背道而驰。
在对苏联模式甚为了解的邓小平看来,苏联的失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人民生活水平止步不前,从而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邓小平认为,中国政治需要稳定,但是要想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只能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
回眸30年前的1月17日,彼时距离苏联崩溃尚不到一个月。邓小平此时选择南巡,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并对中共党内高层发出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
1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昌火车站短暂停留时,就发表了后来被归纳为四点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应该肯定;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左的思想影响恶劣,谁不改革谁下台。最后,邓小平还要求湖北方面要将自己的话原汁原味地转告给中共中央。
在接下来的一路中,他继续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改革开放怀疑论,明确表示“左”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呼吁中国要更为勇敢地拥抱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历时三年半的“治理整顿”,放缓甚至停滞的改革开放得以重新提速,中国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热潮。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国刮起“邓旋风”的氛围中召开,中共十四大也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谈到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时称,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邓小平的这一说法,也被吸收到十四大报告中。
中共十四大还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写进了党章。此外,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历经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几番波动后,中国最终迈向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为中国之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进程中,邓小平校正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正如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所言,“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