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30年｜破除“姓资姓社”枷锁 南方谈话投下定海神针
上世纪90年代，一首《春天的故事》响彻中华大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歌曲中传唱的两个春天，一个是文革十年内乱之后启动的改革开放，圈定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和经济特区；一个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和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88岁高龄之际为期一个多月的南方谈话。确实如歌曲中所唱的，这两个春天发生的种种，不仅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具体而微地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虽然官方层面并没有任何的纪念活动，但经过时间的积淀与实践的检验，人们愈发感受到30年前那个春天、那位老人之于中国的意义。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也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在《邓小平的最后一搏——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回望》一文中即写道，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也使得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产生分化。褒扬者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而且没有邓小平，中国和中共极有可能重蹈苏联和苏共的覆辙，走向亡国亡党；一些批评者则认为，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先富论、猫论，以及不完善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大面积的腐败问题，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
虽然以上两种评价从不同维度看，都各有其道理，但对于改革开放这样一场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大型工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只有单向度的正面作用，更不可能全然避免负面的后果，何况历史向来是在进三步、退两步，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中曲折往前走的。重要且不可否认的是，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及1992年的南方谈话，确实在历史关头给中国立下了定海神针，不仅切实推动了经济发展，改善了民众生活，也从思想上解开了枷锁，避免因无谓的争论不断内耗、蹉跎岁月。
解开思想的枷锁，破除姓资姓社的迷思，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步履维艰。改革开放初期，受到毛泽东时代“一句顶一万句”和后来“两个凡是”的影响，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很快在社会层面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但这一本就脆弱的共识很快在八十年代各种尝试的失败后开始松动，及至六四事件的发生，思想层面再次陷入极大混乱，反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压倒一切，“左”旋即成了一道明哲保身的护身符。
当时，很多批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文章冒出来，批评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评“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概而言之，面对任何层面的改革，都要先问一问姓资姓社。这样的批评和问一问姓资姓社，不单单是来自于学界和少部分人，一些高层主政者亦在改革问题上出现巨大摇摆乃至倒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才不得已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启动了他的秘密南巡之路，沿途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比如对于高层在改革问题上出现的摇摆，邓小平明确表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再如对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明确衡量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还有对于“左”和党内保守势力，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此外，邓小平还因应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进一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注重对于接班人的培养，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较于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后来者可能很难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何如一阵春雷，很快在中国掀起一股巨浪，但对当时迷茫徘徊的中国而言，犹如投下了定海神针，不仅使得整个国家有了方向感、目标感，而且个体思想层面的桎梏也随之慢慢打开。已故作家陈忠实曾讲述过南方谈话对于自己的震动与改变——1992年，陈忠实在广播中突然听到有关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几乎就在那一刻断然决定把自己写了四年的手稿《白鹿原》拿出来发表。“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句，‘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的心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竟然有按捺不住想要欢呼的欲望，我对这两句语录的敏感以及它的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几乎是切身的直接的感应。”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是因为沿着南方谈话确定的基本路线和道路，中国在过去30年时间里实现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滋生了很多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共同富裕、把权力关进笼子、反腐败、生态文明建设等举措，也正是在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和矛盾。对今天的习近平和中共来说，虽然不存在道路问题需要拨乱反正，但面临的挑战丝毫不逊色于邓小平当年。
邓小平当年可以凭借一场南方谈话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在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又恰逢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亦任重道远。再加上今天的中国不同于邓时代，可以韬光养晦，可以闷声发大财，可以摸著石头过河，可以有一定试错空间，今天中国已经走过了那个阶段，内外环境都对中共这个执政党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执政党必须更加精准施策，需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将中国行稳致远的发展推向更高的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