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十一｜“新时代”下中国模式的若干特征（二）
以下文章获微信公众号“tuzhuxi”授权转载：
（承接上文）
4）“道德导向”和“价值观驱动”
所谓道德导向，就是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政策、立法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政治、政策、立法要考虑伦理道德，伦理道德要内嵌到政治、政策、立法里，成为一个更高的指导。
中国古代是讲仁，讲德，讲善治的。但这类提法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就有些陌生了，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把这些理念给“阶级化”，要么是封建伦理，要么是资产阶级价值观，渐渐的，人们就不爱提伦理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人比较内敛和务实，道德（ethics）、价值观（values）现在不是我们爱放在嘴上的东西。
最喜欢提价值观的人是西方人。似乎他们所有的政治、政策、立法都是价值观驱动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价值观驱动的；但很多时候，只是贴一两个好看的标签对一些更加世俗和狭隘的动机进行美化罢了。
而且他们还特别喜欢对别国表达他们自己“珍视”的价值观，譬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喜欢评论别国，批评别国。类比一下，就好比中国领导人主动对美国总统说，哎，我们非常关注你们最近种族内乱的事情啊，你们不能这么搞种族关系啊。极其不符合我们和谐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我们对此表示关切。
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这样去讲。因为求同存异、君子和而不同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有点扯远了，但无论如何，价值已经成为我们政治与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这就是，制定一个政策，推动一项事业，做一个事情，我们始终要问它是不是“正确”（right）的事情；我们可能受到价值观的驱动，去做一个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推动一个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业，制定一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去积极改变现状。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大到“青山绿水”、“双碳”，“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小到对“失德艺人”的清理，背后都有价值观驱动。一些政策不一定带来短期收益，甚至还会有代价，可能伤及短期利益，但只要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也会坚持做（所谓“难而正确的事情”）。
引入道德和价值观维度，可以理解当下的很多政策。
有人会认为，这个道德和价值观是哪里来的。谁定的，标准如何。
笔者的理解是，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正统价值观，注重民族、国家、集体，强调个体对国家与集体的责任与义务（patriotic responsibility），注重公平，注重弘扬传统理念（例如尊老爱幼、和谐、和平、勤俭节约、仁、善、谦、让、礼及各种公序良俗），有一定的家长主义的维度，在审美、性、上瘾药品等领域都比较保守与传统。
这些道德和价值观并不成文，也不是跨社会皆准的，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每一个在中国家庭、中国社会长大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熏陶。这些价值观就在我们的心中，因此大多数中国人诉诸“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就可以找到这些价值观。
这也回答了“德治”的问题：这套导向、驱动政治与政策的伦理、价值观，虽然不成文，但“抽象”存在，是约束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人的法则。
5）历史传承
“历史传承”有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是党自身历史的传承。
a）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十世纪初，年轻的进步主义者，初心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对中国的旧文化又是持批判态度的。由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称旧礼教是“吃人”的。当时的进步青年，对孔教与旧制无不批判，在海内外上下求索，最终精神与理论资源又多来自西方——从各式的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到美国制度与美式民主。过程中，会借道东洋，通过日本了解最新的西方文化。
故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种种西学里，当时最为前沿、最有影响力、最为系统，最能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大同的理想主义），又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十月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瞬间捕获了进步青年的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精神武器。
但这整个过程中，是伴随着对旧制、旧文化、旧传统、旧思想的批判的。故有各种新：新青年、新思潮、新文化、新学。
今年笔者去了许多党史博物馆，看了不少资料。一个印象就是，当时的年轻人非常饥渴地从西方获取新的理论与知识。进步知识青年们在写作经常会使用西文，甚至笔名、笔记、批注都是英文的，似乎就是当时的风尚。看《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们写作经常会混用英文词，甚至不求翻译，假设读者可以理解这些概念的意思。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否定的基础上。
在革命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共产国际及留洋的“国际派”是掌握主导话语权的，毛泽东等本土革命者长期受到打压。放在今天，就好像刚刚从国外毕业，乳臭未干的“小朋友”，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但只因为能操外文，能和老外沟通，能获得老外的支持与信任，就能掌握巨大的话语权。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情况——我们的文明是“沦陷”的，深刻的自我否定。即便是红色革命，也不可能超脱。
此现像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持怀疑、批判乃至否定态度的：从“破四旧”，到后期的“批孔”。
这就给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马克思主义是舶来的，伴随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知识界亦沿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与否定态度（并伴有文化革命做出的极端行为）。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导理念、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华夏文明遗产，到底是一个甚么关系？到底是批判否定，还是延续与继承？
对于全球华人来说，这个问题都十分关键——从大历史角度看，新中国与中华文明传统到底是一个甚么关系。
古语：“矫枉过正”。中国过去衰败得太厉害，所以不仅没有文化自信，对传统文化近乎全面否定，认为传统文化只会带来封建、愚昧、落后。
到建党一百周年，人们可以更加平和、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华文明了。固然有落后和糟粕的地方，但也有许多精华的部分，这些精华的部分，正造就了我们今日的成功，更是我们未来繁荣的保证。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宣传者。官方话语表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飞跃。人们亦不妨这样理解：站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已经完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和解”，并骄傲地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延续者、发扬者。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正是中华五千年传统的一个延续。
对于傲慢的西方人来说（特别是美国人），这其实是正确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他们往往看不到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延续，看不到中华文明的内涵与特征，而错误地认为现在的中国政治只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非主流衍生品（苏联政治），充其量只是融入了低等、原始的“亚洲”（Asiatic）封建主义的一点元素。
他们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这种误读使得他们错误地评价中国、错误地认识中国，低估中国，同时还可能指向更大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中国当代政治与历史的衔接，就是在新时代完成的，是新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
b）党自身历史的传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前，对党的根本价值观与理念，主导的意识形态，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脉络与线索，都是不完全清楚的。
一般人对于几个历史阶段也是不够了解的，即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及改革开放（1978~2012）三个时期。人们不了解的是几个时期有甚么逻辑关系，有甚么共通的地方，有甚么不同的地方，哪些是传承，哪些是发展，哪些是扬弃，都是不清楚的，梳理不出一条主线。并且越到当代，对早期历史（建党初期到1949年之前的历史）就越不了解，不明白其与当下究竟有甚么关系。
恰恰相反，不少人认为这些历史时期前后其实没有甚么必然的逻辑关系，更有可能是一个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当下的情况，结合不同的任务，走一步看一步似的向前发展。
再用企业举例子。这就相当于，一家老店发展到一百年，后面的管理层和员工却不知道这家老店有甚么传承，有甚么文化，有哪些核心价值观，有些哪些不同的基因，不知道老店历史上遇到的波折与今天有甚么关系。对老店的初心、历史、发展脉络与文化都不了解，自然也就找不到对老店的认同感，也不知道如何指导未来，而只能根据当下的市场环境等外部条件调整自己的业务。
而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政党都是这样的，尤其在西方选举政治制度下的政党——这种政党都是选举政治下的政治工具或平台。党不存在很强的核心价值、文化与理念，不存在很强的组织纪律，更谈不上很强的历史感：用历史指导和激励未来。
企业相比反而要好得多，特别是那些由家族世代控制，专营特定领域的中小企业（德国、日本的“隐形冠军”），这些企业因为结构比较简单，控制人也是家族一脉相承，因此有很强的文化，能够历代传承下来做一些精益求精、长期主义的事情。企业如果变大了，由庞大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统领着数万员工，变成了大型商业官僚机构（bureaucracy），同时再变成上市公司，开始为了迎合资本市场而出现短期主义导向，那就更加背离初心了。
还有一类与家族企业比较相似的组织，就是传统社会的封建王朝，王朝是通过王室家族世袭代代流传的。家族企业在经营一个企业，王室则在经营一个国家，国家就是他的产业。所以本质和家族企业十分相似。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除了血脉之外，封建王室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核心理念、价值观、家风、文化的传承。世袭王室的好处是人选确定，只要把太子/王子培养好就可以。缺点是人选太少，不能自由、开放的选拔，也不能依赖“职业经理人”。所以只要有一代出了问题，就可能影响到王朝的传承。
最后另一类注重历史传承的组织——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从一开始就是依托信仰建立的，有很强的价值导向，其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承、贯彻下来。但组织变得太大了也不行，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譬如官僚化的天主教），这时又有力量推动新的改革，分离出更小、更有凝聚力的组织（各种新教组织），能够构建自己的文化并传递下来。
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与这些各种各样的机构（政党、企业及社会团体）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最终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生命力的组织，非常庞大（9000万党员），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跨度（建党一百周年），遇到过许多的波折，最后还能把组织的核心叙事、文化、价值、体式、秩序等传统比较严格的传承下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至少在政党这个领域，全球鲜有可比案例。
这里面的大量工作，都是过去几年完成的。这几年，党形同了经历一次大的组织文化建设。
——重新梳理、找回了“初心”与“使命”
——总结、归纳、提炼了党史上大量的精神及文化遗产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推出”了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并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极大增加了党史的丰富度与温度
——开展系统性的党史教育，特别是围绕建党及革命时期的历史的教育
——解释了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与中国历史及国情的关系；与国际及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新的历史高度下，再结合大量的实务政策（譬如重提“共同富裕”），帮助人们弄清楚了几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前后勾稽关系：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每个时期对今天都有甚么样的意义
——确立了未来的使命与宏伟计划
——形成了总结建党百年历史的决议。这里要特别指出，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1945年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分别是对历史的重要总结：1945年总结的是革命时期（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的问题；1981年总结的是建国以后“第一个三十年”的问题，这些都是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事情，帮助人们梳理思想，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到了2021年，距离1981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中国制度、中国模式进一步成型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临新的挑战。此时必须有一个继往开来的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决议一出，就填补了重要空白，把历史全部都串起来了，一切似乎都豁然开朗，逻辑完整了。
现在人们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有非常强的逻辑、文化、理念，传承，有自己的生命力。当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价值观的导向，都有大的历史背景，都与某些历史遥相呼应，都非偶然。党非常尊重自己的历史，非常注意传承自己的历史，也在认真创造新的历史。
注重历史传承，也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笔者以为，并非每个领导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对党的历史非常了解，同时也有非常深的情感的人才能做到。这些举措是对党的组织上的振兴（revitalization），赋予其新的、蓬勃的生命力。
1.顶层设计层面：
这里，中国体制一贯延续的东西就不提了，主要写“新时代”里的一些特点。
1）重新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
当代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及范式里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管甚么，市场管甚么；政府管多少，市场管多少；资源配置由甚么因素去主导确定；政府与市场不同的“组合”、“配置”下，对国家与社会的长期发展可能会产生甚么影响，等等。其中，要把长期主义、以人民为导向等因素考虑进来。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大事。在美国/西方，这本质就是左翼政治与右翼政治的差别：左翼政治是主张强职能的“大政府”，政府不仅仅是制定规则，做好裁判员，还要积极参与，在做好二次分配的基础上，还要下场为社会提供市场力量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要遏止大企业/资本的无序扩张。
右翼政治则主张限制政府，强调市场的重要性，认为一切交给市场就可以了，政府明确职能和边界，管得越少越好。
美国是右翼意识形态主导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传统与价值观，“小政府”有着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支持基础。在政府与市场天平的两端，压倒性的偏向市场。
中国体制与美国完全不同，天平一直是偏向政府的。因此，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做的事情，是减少和限制政府的职能，把天平更多的向市场倾斜，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历了“第二个三十年”发展里遇到的各种问题，积累的新的矛盾，再伴以美国/西方的相对衰落，中国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方经济体制和市场主义的局限和流弊了，需要重新梳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职能。领导者意识到，从国家安全与战略、长期发展与行业导向、行业/企业/市场治理、公共福利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的价值观导向，都不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去完成。如果交给“看不见的手”自由配置资源，将给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长期问题。因此，政府必须承担更加积极的职能。
但市场依然十分重要。十九大报告里写道，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笔者理解，现在在做的事情并非否定市场，其实是在新的认知和经验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新的梳理，新的调节，找到新的平衡。
也应当看到，说市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不可能没有限定语。例如国家战略及大政方针这种设计长期统筹规划的东西，不可能交由市场去决定。所以，笔者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要置于国家战略、大政方针及公共治理、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的，落在具体的领域，再交由市场起配置作用。
改革年代有个说法，叫“鸟笼经济”，字面理解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能无序放任的搞，不能政府就不管了，还得有宏观调控、政府把控。主张“鸟笼经济”的被认为是“保守派”。
现在看，就很清楚了：核心问题其实不是有没有鸟笼的问题，而是鸟笼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鸟笼的大小，要根据鸟的自然条件和禀赋来调整的。身体大、活动量大、数量多、不会对其他鸟形成伤害的鸟，可以配置大笼。反之，则配置小笼。鸟的世界是很复杂的，甚至笼中还可以有笼。
只是“鸟笼”强调的是笼，给人一种限定的感觉，因此让人印象不好。
其实就是换个说法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还得给市场设定一些边界。
对于政府与市场边界应当如何设定，1980年代的人们碍于经历与经验，是不能完全理顺的，还存在很大的理解差异与分歧。并且由于“第一个三十年”的经验，人们会把很大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反而侧重于限制政府。
把时光推进四十年，在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全面了。
强调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并非否定市场，只是意识到市场的局限性。
今天再看美国，经济社会问题严重。企业也缺乏国家归属，短期主义驱动，更缺乏社会责任，都跑到离岸去生产、避税。一切遵循资本自主扩张。如果发展到最后，鸟都没了（都飞走了），林子都没了，那谈一切还有甚么意义呢。
2）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全社会性的投入
前面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自然就是中央和地方、总体与局部的关系了。
“举国体制”其实也不是新事物，而是新中国建成以来的一个巨大的制度特征。之前大概不觉得：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种突出的制度优势。
治理这么大一个复杂的国家，要贯彻长期主义，就必须“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把所有的市场、行业、部门、领域、企业、机构、家庭、个人和社会单位都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中，在全局下考虑每个参与者的作用与职能。
笔者之前写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时，就注意到了发展中遇到的统筹问题。当时提了“十大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统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这些统筹，反映的都是整体与局部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通盘考虑，整体协同。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比较容易理解：一个企业要获得长期发展，在竞争中制胜，就要制定长期主义导向的目标，设计出一套可以帮助实现目标的战略与方法。过程中，需要统筹有关的职能部门或负责人推动进行。如果各个部门各自为战，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目标去发展，那是不可能让公司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中国好比一个有自上而下总体把舵、能够长期规划、全员努力，实现长期发展的企业；美国则更像一个各部门、各合伙人各自为战各自发展的企业。如果没有竞争，那就算了，如果存在竞争的话，那站在企业总体的角度看，长期发展，应该是有管理、有治理、有统筹、全局一盘棋的企业更有竞争力。
最近几年，我们更能看见中国“全国一盘棋”的制度特征与优势了。疫情防控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都需要中央不同的权力部门（立法、行政、司法）、职能部门（部委）及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统筹行动。这在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最近对重点行业加强管理（互联网、教育、房地产等），也需要中央与地方各个部门统筹进行。
在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这个问题上，无论是认知与意识，还是动员与执行，“新时代”较“第二个三十年”都有了巨大的迈进。
今天，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机构，每个社会组织，每个个人，都需要从全国大局里看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与以前不同的。
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