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八|“新时代”之前最后的理论与思想准备

撰文: 兔主席
出版:更新:

以下文章获微信公众号“tuzhuxi”授权转载:

前文写到,早在“第二个30年”(1978~2012)的最初,“共同富裕”就被确立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之根本目标,同时实际上也是党执政之根本“合法性基础”。只不过,在过去很多年,此提法主要停留在厚重的官方话语体系内,对体制外的广大社会而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甚或多少被遗忘。它被认为主要是一种务虚的、与现实无关的、形式化的政治措辞与表述。

当下,中国正从“第二个30年”向前发展,进入“新时代”,正在过往基础的延续与发展上,构建一套新的框架体系。这套框架体系集建党以来革命及建设经验之大成,固然在具体的政策及执行上仍有不断完善优化的空间,但以较过往的体系更加成熟、完备,具备稳定的基础,预计可以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里占据很长一段的时间。

本文,作者打算对“新时代”之理念与政策发展演变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回头看”)。文章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也不是对官方理论的系统阐述,仅是作为帮助体制外年轻一代或公众/外界/外国了解中国政治政策演变的一个参考或注脚。

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根据时势进行自我修正与改变。此正是这个党的生命力及韧性所在。在“第二个30年”的后半段,党的理论与政策又与时俱进,发生了渐进的演变。“新时代”的政治政策其实并未脱离过往的轨道,相反,是建立在之前的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一旦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我们现在所能感知的“质变”,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了有之前的“量变”。

中共百年来成功的地方无疑是执政的官员意识到人民才是考官的道理,为政者面对人民必须有如赶考一般着急的心态,不应有所怠慢。(路透社)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于2000年初提出,于十六大(2002年)写入党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本世纪初的中国,人们十分务实,忙著发展致富,观念上十分地“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俗称“不关心政治”),对党的理论及话语并不感兴趣,觉得没有必要关心、也可以不去关心这些东西。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宣传目的,“每一任领导人总是要提一些自己的东西以表现不同”,认为形式大于实质,对这些理论持轻视态度。

我记得,当时许多人对这些理论的内容也是不理解的,不知道“三个代表”到底是甚么意思。到底是“实然”(即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的),还是“应然”(即中国共产党应该变成怎么样)。在各级的实际宣传与表达里,因为理解与认识的差异,分得尤其不清楚。人们习惯性地拿过去来论证未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做到了甚么甚么,所以应该是甚么甚么,必然是甚么甚么。这可能也和中文语义表达偏含糊,逻辑感不强有一定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却是很清楚的。三个代表是“要始终”——should always、must always。是一个“应然”的概念,是在提出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必须这样。实际上,它提出的是若干目标。

笔者以为,“三个代表”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表述是“革命性”的: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阶级性政党,迭代发展至一个全民性的政党;它服务的不仅再是“无产阶级”,而是更广义的民族与“人民”。在“第一个30年”里,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口/人群划分为阶级,明确阶级性;阶级系社会里最主要的成分与认同,也是最主要的矛盾。绝不能混淆阶级对立,务必要看到阶级矛盾,要辨识阶级敌人。政治上,是要确立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政”,并消灭其他阶级的。这些,来源于正统的苏联政治,也来源于“零和博弈”的西方文明,但与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文化存在违和。

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话语里,“人民”与“国民”语义是不同的:“人民”一词是狭义的,有“阶级性”的——只有特定的人群属于“人民”。如若属于“不好”的阶级或成分(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则会被排除在狭义的“人民”之外,并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时,“人民”一词的内涵已经发展演变,完成了“去阶级化”,可以应用于最广义的人口。后来所提的“以人为本”,及现在所提的“以人民为中心”,与此一脉相承。

党既是服务全民的,党员的资格/成分也相应得到了拓展。为了进行说明解释,在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有此一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当时民间戏称,“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这背后的理论依托就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中国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与“迭代”,它为更广泛的人口群体进行了政治赋权(political enfranchisement)。站在今天的时代回头看,大概可能更可理解其时代意义。

胡锦涛巨幅画像,画像后的标语是“科学发展观”。(新华社)

2、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在2003年中提出,于十七大(2007年)写入党章。

当时中国的“体制外社会”对党的理论与话语就更陌生了,感觉距离更远了。党一直在提新的东西,但广大社会认为,新提出来的东西概念性过强,人们在日常生活所能感知的政策和大小环境似乎又都照旧,没有变化,故判断官方的话语是形式大于实质,不需要给予太多关注。

然而,党的理论体系、框架、提法,除了与时俱进外,往往又都一脉相承、继承发展,有著很强的历史逻辑关系。“科学发展观”将“第二个30年”中追求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做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新的价值导向,为“新时代”做了最后的理论与思想准备。

另外说点题外话,“科学发展观”(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这一提法,其实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因为,这里的“科学”两字,实非西方所说的“科学认知体系”及方法论里的“科学”(science),它更多是中国人日常口语里的说法,即“这么搞不科学!”里面的那个“科学”。因此,这里的“科学”,指的是合理、理性(reasonable)、整体化思维(holistic)、良好协调的(coordinated)、均衡/平衡(balanced)的意思。(这类概念提出后,如不进行清晰的诠释,也会使得外国人非常难于理解)。

那个时候,之所以要提“科学地发展”,自然是因为人们认为过往中国的发展是不够“科学”的。

十七大报告里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述: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1)在这一认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把发展(“把蛋糕做大”)确立为首要目标。

2)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时期最重要的贡献是,系统性的拓展了对“发展”的定义,提出了发展所需的价值导向。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而不是片面的追求GDP;发展的导向和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不可忽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利益、权利及福祉。发展必须要充分的协调,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因素。这是对前二十年“发展”理念的一种反思,在努力希望引入更广泛的评价标准及价值标准,统筹兼顾更多的利益与考量,提出更多维度、更全局性同时也更复杂的要求。

及至十七大,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矛盾、关系都被提出来了,且已经具备相当的系统性,均被涵盖在“科学发展观”的体系里。

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传统,讲辩证法,特别擅长总结、发现、归纳一对一对的关系。这是党的重要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可谓开端。后续的人可以很容易的依托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分析中国的现实。

在“科学发展观”里,在发展中所需要统筹好的重大关系(或“矛盾”)是:

1)统筹城乡发展

认识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比较的不均衡,城市发展快,农村则滞后。需要更多的关注照顾农村问题,也让城市带动农村。

2)统筹区域发展

发现区域之间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主要是西北、东北等地方掉队了。所以,开始讲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片面发展经济也不行,从社会到个人,在科教文卫体这些领域都要实现全面发展。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光是发展经济,损害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也不行,还要照顾保护环境。改革高速发展的前几十年,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样的发展不可持续。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一方面要发展国内的企业,继续改革,同时也要充分对外开放,利用国际环境,引入国际资源。

6)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治理体系里,中央是宏观管理,顾及全国大的局面,地方则总有自己的利益与考量。中国是讲究全国一盘棋的,但又要兼顾各地的差异。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时期发展与治理的重中之重。

7)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个人占多少,集体占多少,双方的张力与冲突,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恒久矛盾。及至今天。

8)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这一条,其实是统筹中央和地方、统筹个人和集体的进一步衍生或升华。个别政府部门、个别机构、企业、群体的利益都是局部利益,社会、国家、长期利益则是整体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分配与平衡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政治体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9)统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照顾眼前的利益,这一代的利益,可能损及未来的利益,下一代的利益,应当统筹兼顾。

10)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这一条,更多是从地缘政治及外交角度来讲的:如何让中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里寻求发展,并找到自己在国际社会里的合适位置。

“科学发展观”最初提出的是“五个统筹”,到十七大,其实补充完善到了至少十个。这些统筹关系,基本界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此外,在这个体系里,还提出了“增强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辩证思维能力”,这里,贡献的是一些看问题的角度,与前面的统筹发展观有交集与重合。它们是: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当前与长远、局部和全局、平衡和不平衡,很容易可以从前面的“统筹关系”里找到对应。

但最棘手的,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一个左翼传统的政党(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放置在全球化经济下的21世纪,这恐怕是最难处理的关系:大的原则并不难确定,难在具体实践与执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政府应该有多大的职能?甚么该管,甚么不该管?管多、管少会有甚么后果?前述的十大“统筹关系”里,如何置入政府的角色?

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在任何一个社会/政治体里都没有清楚的答案。到今天的中国,其实也还在摸索,寻求确立一个最合理的边界。

小结:

到“十七大”,领导团体已经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矛盾大部梳理出来了,同时,秉承中国党分析问题的全面性及系统性,已经十分全面,从各个维度提出了问题,也尝试给出解决方案。

现实的政治政策实践远比理论要复杂。这段时期最核心的贡献,还是系统地提出了问题,并确立了解决问题的根本价值导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是定义何为科学发展的价值出发点。它其实是“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延续,本质没有不同,只是应用了更加“与时俱进”的表述方式。

读到这里,其实可以看见,“新时代”的政策,也是前代领导团体常年实践积累的结晶。它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集大成的迸发。

“回头看”,读过去二十年的政治政策和思路演变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

作者:兔主席(微信公众号:tuzhuxi) 原文连结

系列文章:

漫谈.一|共同富裕与党的初心

漫谈.二|建国之后前三十年的艰难摸索时期

漫谈.三|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成功的路径依赖;非政治的诠释

漫谈.四|“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初创年代

漫谈.五|“第二个30年”:十大共识与十大特征

漫谈.六|“第二个30年”:“共同富裕”概念溯源

漫谈.七|共同富裕是发展的目标及一切合法性的基础

漫谈.八|“新时代”之前最后的理论与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