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十|“新时代”下中国模式的若干特征(一)

撰文: 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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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这是本系列的第十篇,前面的文章覆盖了:

——“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即建国后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二个三十年”(1978~2012),即“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

——“第三个三十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正规化/模型的“准备期”——(十八届党代会,2012~2017)。

本文打算写一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其实是正在当下发生的、我们正集体见证的历史。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有大量的官方表述,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会对政治政策有自己的理解、诠释、体会、感受。。

笔者经常和国内国外的朋友(包括企业家、投资人和学者等)讨论这些问题。我的经验是,和体制外人士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需要“跳出”官方话语体系,用一些不同的概念去解释,虽然做不到完全准确/精确,但是一定有利于受众的理解的。譬如,与企业家朋友沟通,我会经常举企业治理的例子;与外国人(或海外/国际背景人士)沟通,我会引用国际实践——尤其是西方及其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政治概念。这样的类比很有助于外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正说明,讲中国模式、中国故事,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叙事体系,对不同受众的沟通方法,一定要结合其认知背景进行,因为受众一定需要对他们听到的东西做“翻译”,换成他们认知范畴内能够理解的概念,这样才能最终理解和消化。中国政府当然要积极维护正统官方话语体系,但可以容许、鼓励民间、外界提出各种有所差异化的诠释,成为官方体系的补充。

本文即做这样一种尝试:一是“跳脱”或不严格遵循官方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到措辞表述),提供一些个人的、第三方的、国际的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是外界理解中国的最终模式;二是也不追求形式上的完整与系统,不苛求“面面俱到”,主要提一些个人认为大家最容易关注的、“重要”的内容。何为“重要”的东西,当然也基于作者的主观判断,受限于作者的知识体系、经历、经验。

好了,下面言归正传。

二、理解的滞后与偏差

很多在体制外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包括企业家、投资人、打工人),其实晚至今年(即2021年),才开始系统性关注新时代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的,甚至可能是建党百周年,教培行业被全面整顿之后,才开始真正全面关注。

更为敏感的人,可能从去年(2020年)中央加强对互联网平台及大企业的管控后就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房地产行业一直处在重度宏观调控。过去这么多年,政府与市场一直在“博弈”,所以,房地产行业从业者对政治政策是比较敏感的,但即便这个行业,大部分人在2016年中央提出“房住不炒”还没有感觉,甚至到2019年二季度土地市场过热导致中央收紧融资政策也还没有感觉,直到去年疫情期间,“三道红线”正式出台,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现在整个政策逻辑真的和原来不同了。

其实,不仅仅体制外如此,体制内也是一样的:在经济领域从事领导及监管工作的体制内人士,也是逐渐认识到现在大的逻辑与原来不同了。

三、人们的共同认识

人们现在认识到了几点:

1、一切都是宏观而非微观:“变化”的不是微观层面的政策,比如一两个文件,一两个举措,也不是人事因素——譬如不同官员的想法不同,或如海外媒体惯常套用的分析:一切都是“权力斗争”。人们看到,不是这样的,现在发生的,就是顶层思路、底层逻辑的调整,是正规化层面的变化(paradigm shift);

2、根本逻辑有别于上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正规化,和“第二个三十年”的正规化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之前的许多理解与假设,放到今天是不成立的。许多企业家、投资人、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还在努力尝试穿透“厚重”的官方话语体系,理解新的正规化;

3、现在的正规化是永续性的:这个新的正规化可能会长久存在,成为未来几十年指导经济发展,指导企业家创业、指导投资人们投资、指导打工人择业、指导政府机构做好公共服务、履行监管及公共职能的根本正规化。

4、现在推行政策是有巨大的落地执行能力的:中国有句话,叫“政令不出中南海”:描述中央与部委及地方的博弈。所以人们普遍怀疑政策出台是否能够真正落地推行。如果叠加“换个领导换个思路”(即缺乏永续性),那很多政策即便出台,推行效果也有限。今天,我估计人们普遍相信政令是可以落地执行的,人们看到了当下中央政府的强大政治主导力及执行力,担心更多的是“层层加码”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四、理解的偏差

但也还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核心是:

1、不理解与“第二个三十年”(即1978~2012)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譬如认为是不是之前改革开放、市场主导的政策就不延续了;

2、不理解与“第一个三十年”(即1949~1978)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譬如认为是不是要搞“均富主义”、“劫富济贫”。

这些误读使得中央领导需要不断出来讲话、解释,让企业家放心。

但这同时也说明,很长时间以来的政策宣讲没有取得效果:体制外的广大社会对于中央的政治政策其实是不了解的。甚至体制内也如此。

这方面笔者在本系列前面九篇文章已经回答了,就不赘述了。

本质上:

1、回归:当下(“新时代”)政策是对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初心与使命、根本政治逻辑的“回归”

2、再出发:在回归核心基本价值后,总结过去几十年发展里遇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再平衡”(re-balance)、“再调整”(re-orient),然后“再出发”(re-embark)

3、结合“正反两方面经验”下的延续:这里,完全就不存在“否定”过去的问题,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经验,过去做得不对的就改正,做得不足的地方就加强/改善,做得好的地方就延续

4、线性历史思维:认为我们处在不同历史阶段/时代,内部外部国内国外主观客观情况都是不同的,必须根据新的阶段进行调整

5、长期主义:一切战略都是“百年大计”,不仅为了这一代人,还为了下一代人,更为了下一代人。本质上,是为了民族(民族伟大复兴)。

背后的一切驱动因素是甚么呢?党的初心、政治家的抱负、举国民众的配合,为甚么?为了方便国际人士理解,笔者套用一个美国政客的表述——即“爱国者责任”(patriot responsibility)——也是Biden呼吁美国民众配合打疫苗的最新表述。

五、新的政治经济模式(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model)及政策关注点

这里,作者会用非官方的话语与叙事描述笔者所理解的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考量与政策。

1.基本原则方面的特征

1)长期主义

新时代的政策考量都是长期主义导向的

a)从时间维度看,一是以史为鉴,向前考虑,不仅考虑现当代史,还向前追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都作为指引和力量;向后,则考虑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从非常长期的角度出发制定国家战略。现在看来,这种长期主义在西方选举政治里是不可能实现的,选举政治一定会导向短期主义。

b)从人与空间的维度看,不仅考虑中华民族的福祉,同时还考虑到全人类社会及自然生态。

——全人类社会是初代领导人一直有的情怀,但因为国力的限制,尚不能企及。特别发展到“第二个三十年”,中国专注“办好自己的事”。现在伴随国力发展,重新提出来了:我们认为我们对人类文明有贡献,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明,可以解决发展问题。

——自然生态,既是科学的,进步的,同时也是“复古”的: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和谐共处的古典东方文明。

新时代的这种长期主义,统领全域性,从长考量计议,并落实到政策,在“第二个三十年”还做不到,毕竟当时中国还比较落后,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低头赶路的状态,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蛋糕做大,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当时的重心是积极学习各种国外先进经验,但对于未来中国应当创建一种甚么样的制度,走甚么样的一条道路,还是摸索状态。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基本站稳脚跟了,放眼全世界一看,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很少,能够持续的国家更少,中国做到了历史上鲜有人能做到的事情。因此也更加从容和自信了,开始能够从更加长远的角度规划大业。

2)意识形态、理论及价值观:依然具备广度,但强调中国价值

a)强调中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前面几个时期——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就是在意识形态、精神、制度层面,“中国”、“中华”被推到很高的地位——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

这还不仅仅落在政治制度或经济发展模式等技术方面,还是文化价值和社会层面的:现在非常注重对中华传统文明的继承与弘扬。作者经常提醒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大家可以看看领导人的各种讲话——包括对内讲话,还有在国际上的讲话,都会引用各种传统名言与典故;去翻看小学生学习的教材,传统文化的色彩很重;看看政府在大街小巷贴的各种宣传传统价值的海报,都是在弘扬传统文化。政府主导之外,更有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中国元素兴起的热潮(“国潮”)。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中国文化的大的复兴(“revival”)。

这就是这几年发展出来的新气象。对于在“第一个三十年”及“第二个三十年代”长大的中老年来说(70后及以前的人们),可能是一个新现象。

说得直白一点,中老年人经历的中国,还比较落后,处于追赶状态,是没有文化自信的。人们觉得国外的都是好的,西方的月亮是更圆的。这个“西方”,先是苏联,然后再到美国。而00后的年轻人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比较发达的中国,就没有以前那种自卑和自我否定了,对于中国自己的东西既感兴趣、又骄傲。

上几代人不同,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欺负了一个多世纪,精神意志上垮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有理想的革命者总在西方近现代思潮里寻找救国理论与模式,对传统文化却是批判的(反旧学、反封建),认为是中国落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被引进来,成为革命时期和建国后建设时期的核心意识形态与正规化。到“第二个三十年”,发现中国居然更加落后了,又开始更广泛的向外国学习(欧洲、日本、美国),引入国际最佳实践。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前后经历了一百年,到最近几年,才创建了自信。一方面是中国强起来了,在全球有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发达国家(欧洲、日本、美国)遇到的各种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处在内爆的状态。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终于可以比较从容、自信、客观、全面的看待西方,看待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摆正自己在世界文明之林里的位置了。

其结果,就是更加积极、正面地把中华传统文明及价值纳入到我们的体系里。

但是很多人还习惯于“第二个三十年”形成的思维模式,即对中国是批判的,认为西方仍然代表最佳实践,仍然是优越的,中国终归是落后的。如果出现一个天平,在天平的两端,他们总是会偏向于外国的(美国、欧洲、日本),对中国是缺乏自信的,怀疑的、否定的。他们认为只有追寻西方的道路(选举政治加市场经济),中国才能成功。

这就是这些人的“三观”。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特别是在受教育阶层(“知识分子”)里具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涉关祖国统一之类的大政治问题上(例如香港、台湾问题),他们和国家主流是一致的,但在政治经济模式上就不一定了。当新时代的中国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导模式相左的、强调中国特色的新正规化,他们是有认知障碍和心理障碍的,不太能够理解、认同和接受这个现实。而伴随“中国道路”、“中国概念”越来越“真实”,他们也越来越焦虑和困惑。

中国的集体意识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一两百年,都是耻辱的、受创伤的(traumatized)、自卑的;现在和未来的人,则更加自信、前瞻(forward-looking)、凯旋的(triumphant)。建党一百周年就恰恰处在这个转折点上。

而美国刚好调过来。中老年一代无比制度自信,年轻一代则更加谦虚。

所有人都是时代的产物。

b)但依然具备胸怀天下的广度和包容性

很多人对“民族主义”特别敏感,特别“警惕”,但凡有任何这样的讯号,就高呼民粹的危险。对于许多在“第二个三十年”创建三观的人来说,甚至说中国好,突出中国,也会属于民粹民族主义。但有意思的是,如果中国跟随西方,为美国叫好,他们又是可以接受的。

有句话说,“有的人就是跪太久了,早已习惯于下跪了。看别人站起来,还觉得不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没有从创伤和自卑中走出来,活在上代的阴影里。

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似乎已经忘掉马克思主义其实来自西方,其实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这个主义已经脱离了主流政治。但它作为社科方法论,仍然有广泛影响,可称之为“显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科学真理,放在国家意识形态里的最高位置,并坚决捍卫。但在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它又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文化、历史,找到一系列适合中国实践的解决方案。最后,发展呈现出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就是摸索了一条能够融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方法论和道路,它有很浓厚的国际化特征。

一个民粹民族主义者是不会提这样东西的。换位设想一下,放在今天,有没有哪个美国/欧洲的主流政党/政客能站出来说,要与东方文明(或其他的文明)融合,甚至把东方文明置于最上,创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与模式?显而易见,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制度从根儿上看已经内嵌了胸怀天下的基因。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能把马克思主义坚持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也是自信的、博大的。

3)“人民导向”

“最广大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本盘。

以人民为根本导向,其实一直都是党的政治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党执政的根本合法性来源。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些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现在到底与“第二个三十年”有甚么不同呢?笔者以为,是在从上到下的各种国家战略与政策方面,对最广大人民的普遍利益及直接利益予以更大的权重考量。

套用西方政治的表述,就是重新“回归”一个政党的政治基本盘,更多的为“基本盘”做事情,并且不能是间接做事情,而是要让他们直接受益,解决真正的痛点。

这不是说在之前没有考虑“基本盘”:而是方法和角度不同,“第二个三十年”里,为了发展经济,先努力把蛋糕做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可以带动全社会的发展,“基本盘”也可以通过“涓滴效应”获得绝对意义上的改善,虽然他们在蛋糕里分到的比例并不大。(有一个常用的表述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优先考虑效率,甚至可以容忍为了效率而暂时牺牲公平)。

现在,国家既然已经富起来了,而且一部分人非常的富,社会贫富差距/两级分化成为问题,那就必须考虑回归一切的本源,直接而非间接地帮助“基本盘”,让他们不仅仅有绝对改善,还要在蛋糕里分得更多。(换句话表述: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要开始更多的考虑公平了,不能因为效率而牺牲公平)。

这就是“以人民为导向”。现在所有政策,都需要结合这个维度去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也可以瞬间理解许多政策,从“共同富裕”,到“房产税”,到对一些行业的管控。

(未完待续)

作者:兔主席(微信公众号:tuzhuxi) 原文连结

系列文章:

漫谈.一|共同富裕与党的初心

漫谈.二|建国之后前三十年的艰难摸索时期

漫谈.三|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成功的路径依赖;非政治的诠释

漫谈.四|“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初创年代

漫谈.五|“第二个30年”:十大共识与十大特征

漫谈.六|“第二个30年”:“共同富裕”概念溯源

漫谈.七|共同富裕是发展的目标及一切合法性的基础

漫谈.八|“新时代”之前最后的理论与思想准备

漫谈.九|被“忽略”的“新时代”正规化的理论铺垫与准备

漫谈.十|“新时代”下中国模式的若干特征